▲育英学校的孩子们在食堂用餐

进入北平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与育英学校合而为一，称中直育英小学，校长是原育才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合并后学生一下增加到几十人，都是中共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的亲属子女。搬家和安顿并没费太久的时间，很快恢复了正常学习。

当时的干部们都实行供给制，学校的子弟们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脸盆、牙具等，还有学习用具，都由公家发放。衣服由公家统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细布料，这些好料子都是缴获来的，让孩子们享用是大人们的心愿。

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包衣物用的包裹，包裹布一律都是日本的太阳旗；统一发的背心，也是用太阳旗做的。汪延群还记得：“背心正好在太阳处开一个洞，脑袋从那儿伸出来。”后来，笔者从吴振英家，通过当年父亲给女儿的拍照留影，一睹了孩子们身着太阳旗背心的模样。那么多的日本旗，也不知道和校址选在了原来日本人的军事学校里有没有关系，难道是从这里翻出来的？

最初的在校生，全部实行寄宿制，吃、宿在学校。1950年进育英学校读书的康辉回忆说：“在学校吃得很好，有缴获的高级罐头，像奶粉，甚至还有罐装燕窝，都被送到学校，增加孩子们的营养。”

“我记得为了增加营养，我们喝的稀饭里还要加一小匙维他命一类的药粉。有时还喝葡萄原汁的饮料，这些大概都不是当时栽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都是战利品。我觉得那时的生活特别幸福。”同是育英学生的钟延辉说。

和康辉同年级的徐建林记得：“学校组织春游等外出活动时，发给每个人带些糖果，还有巧克力。可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来的土包子，最初不认这高级玩意儿，看巧克力黑不溜秋，吃起来有股苦味，以为是什么药，悄悄地给扔了。”

以上情况都可反映出，中共领袖、中央领导机关对下一代成长和健康的关切和照顾。还可作此见证的是，育英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杨尚昆。中共办公厅的主任担任一所小学的名誉校长，大概除了育英学校，再没有第二个了。

尽管只是个名誉校长，但杨尚昆对学校的事务和在校学习的孩子们，很挂记在心。严冬之际，突然来寒流降温，他就会亲自到学校去看看，过向一下孩子们的冷暖。

▲育英学校的孩子们在排队打预防针

显然是由于多为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缘故，学校管理极其严格。北平刚刚解放，敌特分子还没有肃清，周围的社会环境也比较复杂，为了保障孩子们的绝对安全，学校订立了一大堆规章制度。校门把守得极其严格，门卫中甚至有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因为他们政治可靠，责任心强。

学校管理如此严格，难为的是送孩子在这里读书，而本人却在外地担任领导工作、难得来一趟北京的部分家长。例如陈毅，他当时在上海任市长，却把在读书年纪的孩子搁在了北京的育英学校。

一次，陈毅到北京开会，利用午间休息匆忙从会场赶往育英，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结果就被那位恪守规定、绝不通融的1935年的老资格，屏挡在校门外。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不让进。

下午继续开会时，陈毅看见兼着育英荣誉校长的杨尚昆从身边走过，就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

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当他得知中午的故事后，有点过意不去，打算跟学校联系，让陈毅父子见上一面。可陈毅会议一结束，就必须赶回上海，遂以“下次再说吧”，谢过杨尚昆的好意。

由于育英学校距市区较远，接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家长们是各显其能。有的委托公务员接送，有的家长则派轿车接送孩子。毛泽东则有时让机要秘书跑一趟，有时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因为王鹤滨妻子的两个弟弟也在育英上学。

后来，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叫魏宝贵的服务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紧缺物资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两三辆汽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

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很重视。我们的新政权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一切必须从勤俭着眼，但孩子的安全也必须保障。他立即将信转批给担任育英小学名誉校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的汽车，还从警卫处抽调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志，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回家和返校。

——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东平著，作家出版社

作者：王凡，东平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