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部队遗址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有一个叫做“四方棱”的建筑，曾经是人间地狱，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大本营，如今这里已经被永久性保留下来，成了纪念馆。馆中展示的七三一部队罪行，仅仅是一小部分，即使这样也足以让全人类感到震惊。

为了用活人做细菌试验，日本宪兵队秘密把很多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送往七三一部队。那些等待做试验的人被称作“马路大”，也就是“木头”的意思，这意味着可以任意宰割。资料显示，用活人做试验，一般两天试验三个人。

在严寒的露天广场，中国人的手、脚被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抽出冷冻，一定时间后，日本军医用棒子敲打试验。据细菌战犯仓原证实，他亲眼看到在一间小牢房里，有3个人没有手指头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了——这是“吉村班”的冻伤试验。“高桥班”的日本军医向“马路大”体内注射细菌。被实验者死后便投入炼人炉里。

最残忍的是活体解剖，据原七三一部队成员森冈宽介回忆，“由军医来进行解剖，我们伸不上手，（解剖时）是从脖子一直到肚子剖开，（内脏全部）露了出来。”当时神经深受刺激的原七三一部队老兵镰田信雄说：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在“马路大”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实行解剖，最初传入耳鼓的是“马路大”极其凄厉的惨叫，随后声音戛然而止。日本人取出了内脏，在同健康的器官做了比较之后，这个“马路大”的内脏也被拿去做了标本。

七三一部队还在女“木头”身上进行梅毒试验；用马血等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始建于1932年，最初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8月改称满洲第七三一部队，下设8个部、5个支队、3个野外试验厂和1个卫生所。与此同时，日军也先后在中国东北的长春、华北的北平、华中的南京、华南的广州和南洋的新加坡等地设了大型生物战基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物战体系。

为首者是石井四郎。他本来可以是个很好的医生，他认为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用细菌战。因此，他从一个医官一直升到了中将。在他的主持下，七三一部队大量繁殖鼠疫、伤寒、霍乱、炭疽、赤痢等传染病菌，并把研制生产的生物武器在诺门罕、宁波、常德、浙赣铁路沿线等地区进行试验性的使用。1931年到1945年，他们在中国的二十几个省区成规模地使用细菌武器至少36次以上，残杀大批无辜百姓。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七三一部队为了掩盖罪行，屠杀最后一批在押人员，自行炸毁细菌试验生产的核心建筑设施。

本文是本书中惟一无法找到核心见证人的一篇。因为，几乎没有一个被试验者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

▲左宪良老人

采访时间：2005年3月27日    采访地点：辽宁省锦州市

口述者：左宪良，男，1922年生，黑龙江省延寿县人，1945年6月被强征到日军七三一部队当劳工，现居辽宁省锦州。

1945年阴历四月二十九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伪区公所派人下达通知，命令我去国境线当勤劳奉公，实际上就是劳工。当时谁家接到这个通知都是祸从天降，因为凡是到国境线当劳工的，很少有人回来。这天晚上，我们全家放声大哭一场。但如果不去，日本人肯定抓我去坐牢。第二天，父母和亲友给我凑上20多元钱，家人和同村的乡亲们把我们俩送出10多里路才分手。那种生离死别的场景让我终生难忘！

到了珠河县（今尚志市）火车站，坐火车到哈尔滨，又往南走。当走了一会儿大约到了孙家站时，乘务人员让大家拉上窗帘，押车的警察警告大家不许往外看，否则就是死罪。我们到了平房车站下车，大家背着行李又走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到了老五屯工棚子。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的劳工棚。

到老五屯第二天正是端午节，日军命令全体劳工集合，给每个人照相，第二天将相片发给每一个劳工，还发了个劳工身份证，把照片贴上。然后就由中、小分队长带队进入七三一部队的各个工区干活。

七三一部队是一个大院，里面有一座二层方楼，有发电厂、锅炉房和许多车间、仓库，还有3个高烟囱，周围有七八尺高的围墙，上面有高压电网，从外表看像是个工厂。大门设两道岗，由日本兵持枪站岗。劳工从场区北门进院时不许往里看，每人先出示劳工身份证，由门岗日军搜身检查验证后才能放行。检查时，两名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两名卫兵拿着手枪，一齐对着劳工的胸膛，如果有人敢违反规定带了火柴等物品，当时就枪毙，场面十分吓人。有一次，一名劳工小队长在干活时身上沾了酒精，过门岗时日军说他偷酒精对酒喝，打掉了他的全部门牙，吓得劳工们人人自危。

我们吃饭、睡觉和去工区往返走路，都必须集体行动，不许个人单独行动。走路不准左顾右盼，如果日本监视人员发现有人向一边的什么目标看，就会处罚或被处死。日本人给劳工规定了《十二不准》：1．不准经过场区时乱看；2．不准谈论场区事宜；3．不准给家人和亲友写信；4．不准在场区劳动时交头接耳；5．不准随便出工棚区；6．不准吸烟和带火柴；7．不准吃饭时说话；8．不准扔饭菜；9．不准穿衣服睡觉；10．不准熄灯后说话；11．不准随地吐痰；12．不准随地大小便。谁违反了这些，就要受到处罚甚至丧命。

我和其他15名劳工开始干活时被分配到电锯厂，任务是加工木板和方子。半个多月，又被调到木材场去搬运和堆放木料。在扛木头期间，我累得吐了血。

有一天，我们正在搬运木料，突然发现木料堆下有两只俗称大眼贼的野鼠，就把它踩死了。没想到这却惹了大祸。日本工头关岗发现后，哇啦哇啦说了一堆话，翻译过来立即下令让我们分队30名劳工紧急集合，站成一排。我个子高，站在排头，关岗走过来，先照着我的脸左右开弓重重打了两个大耳光，然后要我照样打第二个人。我当时被打得两眼冒金星，耳朵嗡嗡直响。后来翻译对我们说：以后看见老鼠要捉活的，不许踩死。当时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对老鼠这么亲？

到了7月中旬的一天，劳务班长官藤命令我们中队500多名劳工到场区东南300米的地方挖大坑。大坑共3个，每个长约50米，宽40米，深五六米。我们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一个矮小的日本监工手拿着木棒口中总是喊着“快快地！快快地！”看谁慢了一点就用木棒毒打。在连续20多天中，由于连累带饿，我两次晕倒，多次大口吐血。但日本人从不理睬。我们一直干到苏军向东北进攻的8月8日，三个大坑才挖完。这三个大坑是做什么用的，当时我们一无所知。后来我参观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旧址时听老馆长韩晓介绍才知道，这竟是七三一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埋葬中国劳工和那些被用作细菌试验者的墓穴，1956年在这里盖楼房挖地基时，曾在这里清理出三卡车被害者的尸骨。

又有一次，来了一个日本军官，让我跟他走。把我带到场区一个大车间，用手势告诉我，只准像他那样走，两眼只能向前看，不准旁观。我点头答应。进门一看，车间里有几个像油罐式的大机器正在轰轰响着，震得地面都在颤动。6个日本人穿着黄色的紧身工作服，戴着白色的手套和口罩，正在看着机器。领着我的日本军官上前与那几个看机器的日本人说话，看样子好像问他们要不要我。那几个日本人都摆手拒绝。这时我忽然想起先期来的劳工说过，日本人单独调去的劳工，都有去无回。想到这里，我立刻紧张起来，浑身冒汗。幸亏那几个日本人都摆手不要，又把我放了回来。出了车间，汗水已经湿透了我全身的衣裳。回到工棚，大家都说我命大。

到了1945年8月9日这天，面带惊慌的日本劳务班长宫藤，领着翻译把2000多名劳工全部集中训话。翻译官翻译说：“老毛子（指苏军）从牡丹江那边打过来了，咱们这些建筑物都要破坏掉，老毛子看到没有建筑物就走了，老毛子走后，我们再重建。等把建筑物都破坏完了，我们就用火车把你们送回家。那时候，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可以随便拿。”

这时日本人像丢了魂似的，满脸愁容，但对劳工却更加凶狠了。当天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刚要休息，劳务班突然命令我们中队劳工紧急集合，跑步进场区装火车。我们抬着沉重的木箱，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小跑着装火车。日本兵用枪逼着我们，一个劲地喊着“快快地！快快地！”这样装了两天一夜没休息，最后连日本家属也上了火车。

我们装完火车，又累又困，进工棚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一群荷枪实弹的日军又把我们工棚围住，用枪逼着我们到场区烧仓库。场区里有几十个大仓库，平常日本人根本不许中国劳工靠近。这次打开仓库一看，我见到有的仓库里面堆放着方形铁丝笼子，笼子里有的装老鼠，有的装大眼贼野鼠，有的装着猴子；还有的仓库里装着牛和马。日本兵凶神恶鬼式地瞪着眼睛，边喊边用枪逼着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往仓库里扛木料、浇汽油、倒酒精，然后点火焚烧。火光一起，烈焰腾空，刹那间黑烟翻滚，马嘶、牛吼、鼠叫、猴啼，乱作一团。我们被迫没白天黑夜地放火烧了三天三夜，所有的仓库都化为灰烬，光我点的仓库就有20多个。在我们烧仓库的同时，日本人将四方楼、锅炉房和各车间全部炸毁。平时穿着和服的日本人，现在都穿上了军装，看见中国人，眼睛都红了。我们劳工预感到日本鬼子肯定要作垂死挣扎，杀人灭口，大家都萌生了逃跑的念头。

我们劳工中队的卫生长，不想坐以待毙，放完火的那天晚上秘密告诉大家，要把自己使用的钢锹都磨快，准备逃跑，如果日本兵来追，就用钢锹当武器同日本人拼了。劳工们一听说要逃跑，都来了精神，困顿和疲劳一下子全没了，都把自己的钢锹磨得锋快，我的锹刃可以割断头发。这天到了半夜还在下着雨，远处仍不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工棚来回摇晃。到了下半夜2点左右，大家立即逃跑。我们趁着风雨交加的黑夜冲出工棚，用钢锹劈开铁丝网，向水壕外游去。我会游水，很快游了过去，又拽起了20来人。这时，不知谁在喊我：“老左，快跑！”我以为日本人要来了，就同大家一起往东北方向跑了。由于预先没有统一的行动方案和明确的路线，到天亮时我们到了一块瓜地，发现一起跑这里的不足30人。后来推算，这一天是8月14日。此后，我们这些人就利用高梁、苞米等高棵的庄稼地继续赶路，各奔家乡了。我走了5天5夜，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946年我就参了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次从日军七三一部队逃出的劳工到底有多少人，至今也是个谜。解放后我在延寿县发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当过兴隆区委书记的李金生，一个是当过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房永胜。

（新华社记者张宝印 徐壮志 孙彦新 北京青年报记者 范海涛 通讯员雷 雨）

——摘自《我的见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北京青年报社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张宝印 徐壮志 孙彦新 范海涛 雷 雨
编辑：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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