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

在中共历史上，曾有一位典型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也是唯一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在他在位的三年时间里，不仅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他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受鄙视的中共领袖。他就是向忠发。向忠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经历以及他如何能够在知识分子众多的中共领导人中异军突起，他到底在当时起过何种作用等等，都是党史上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被选进中共中央

向忠发，原籍湖北，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他小学辍学后就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人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他去了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吴发展其加入厂中国共产党。

这时，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当时，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而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向忠发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与许白吴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战争。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在1927年5月的中共五大上，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被选进中共中央。

进人中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因为多数人对向忠发并不熟悉，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和上海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

正式做了中共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把其归咎于中共没有工人阶级出身的领袖领导。因此，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着重考虑的问题。

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而这时向忠发刚来上海，正好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两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参加了莫斯科的各种庆祝活动，并代表中共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作了多场报告和演讲，这极大提高了向忠发的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

1928年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组织大批工人(100至110名)作为中共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使中共改组成为一个真正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来领导的党。两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可见，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的重要目的之一。

6月17日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7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共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曾与远东局三次面对面争论

向忠发做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很快将代表工作交待给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新的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先行转道欧洲回国工作。8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向忠发上任后，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原因只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严重，而省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严重不满情绪。

第二件事是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这一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的长达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所列举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小组织倾向、以个人意气个人攻击代替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倾向、雇佣革命的倾向、消极怠工的倾向，以及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份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的倾向等。

第三件事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逐渐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 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象总工会并工委、宣传部并农委、军部取消并组织部，政治局下设军事委员会，甚至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丁作等。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

向忠发对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不是一味的服从的。“立三路线”形成时，向忠发率先提出反右倾。11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传达到中国之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竟通过了一个决议，指责中共中央还左得不够，因此犯了右倾的错误。向忠发知道后，立即强烈地批评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的错误，吹毛求疵来指责中央，掩饰他们的错误”。在与远东局接连三次面对面的争论不得结果之后，中共中央当即提出了书面的抗议，并上告国际控告远东局。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前此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

虽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论，但向忠发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但这时共产国际的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并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署。

为了保住总书记的位置低头屈服

然而，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但是，当时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不知内情，他还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王明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

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由于他这时还不了解王明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但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批准，中共中央还肯定了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瞿秋白和李维汉等被删掉了。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

向忠发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他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扶助王明，极力想让他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显然这个“帮手”是指王明。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王明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王明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王明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大搞一言堂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显然为毛泽东除去一个具有重要威胁的政治对手。

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主席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堕落、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下场可耻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

这时的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虽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 理论上有王明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王明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向忠发“堕落”了是周恩来对向忠发这时的评价。

向忠发“堕落”了，但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他一个。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所以，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也再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1931年4月下旬，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取道武汉回上海，途中落入国民党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手中，随即叛变，供出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及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所在地。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得到这份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报告周恩来，中共中央机关得以迅速转移。

顾顺章急于向敌人邀功，想法设法要把中共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抓到。他对抓捕向忠发颇有信心，因为他了解向的习性和行踪路线。当时，向忠发在上海装扮成一个有钱的古董商人，与杨秀贞在法租界善钟路附近的一幢三层楼房里以夫妻身份同居。杨是经顾顺章的撮合才与向在一起的。

在得知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马上通知向忠发搬了家，接着又决定让他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但向舍不得杨秀贞迟迟不愿离沪，提出离沪前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就在这时，顾顺章觅到了向忠发的踪迹。根据顾顺章密报的线索，国民党松沪警备司令杨虎在向忠发去告别杨秀贞必经的“探勒”汽车行设下埋伏，于6月22日上午9点将向抓捕。

虽然向忠发被捕后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留下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4日将向枪决了，前后不到三天。

——摘自《党史纵横》 2005年十二期

作者：尤国珍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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