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江苏川沙县（现属上海市）人，近代爱国主义者和教育家，曾创办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宪政》等报刊，宣传抗战。1941年，组建中国民主政治同盟（民盟），任主席。1949年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1945年，国共和谈陷入僵局，蒋介石假惺惺地为表示诚意，同意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人组成国民参政员访问团赴延安，斡旋两党重新坐回谈判桌。

该年7月1日，黄炎培开始延安之行。刚下飞机，他们就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热烈欢迎。这些被国民党污蔑为“凶神恶煞”的共产党人，给黄炎培的印象是：“毛泽东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是望而知为的长者，而贺龙、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人都是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的样子。”

后来的五天，除了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他还对延安的生产、经济、文化、教育及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视察、访问。

从边区政府简朴、挚诚的欢迎会上，他看出共产党人清廉、务实的作风；参观光华农场、联合木器厂，目睹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他领悟到边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建设热情；访问边区银行，他知道了下辖的30多家信用社总计拥资7.55亿元，解放区已建成集发行、存储、借贷为一体的金融机构；与开朗爽快的妇女会员交谈，他了解到解放区男女平等、共享责权的社会制度；观看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的演出，从《黄河大合唱》铿锵歌声中，他感受到热血青年的火样激情，秧歌剧《兄妹开荒》表现民众愉快自由的生产生活，更让他难忘。

他在日记里描述延安人的风貌：公教人员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一律短发，代表着十足的朝气。百姓的衣着也十分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和面带烟容、游手好闲的人，也从未见绅士装束的男人或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的摩登女子。

7月5日，访问团返回重庆，别人忙着整理《访谈记录》向蒋介石和国民参议院汇报，黄炎培脑海中依然翻腾着在延安的见闻，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他开始奋笔疾书五天的经历、感受，累了就口述让夫人姚维钧记录。半个月夜以继日的写作、整理，完成了书稿《延安归来》。全书共三部分，一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分十个小节细致介绍出访延安的动机、目的、过程，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内容，对国共和谈前途的看法，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以及工作作风、精神面貌等；二是“延安五日记”，用细腻的笔触，写实的手法，详尽叙述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谈、所感。三是“诗”，收录访问延安前后创作的七首诗歌。

“延安归来答客问”一节中，详细记述了与毛泽东在窑洞里的一次长谈。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历史上的王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兴衰成败都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甚至“求荣取辱”的周期率。共产党执政，如何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已找到跳出这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都来负责，就不会人亡政息。

多年后，黄炎培次子、著名经济家黄方毅评介“周期率”谈话时说：“我父亲引经据典、深邃睿智的提问，既言明了历史教训又是要面对的现实，而毛主席精辟干练、宏谋远博的回答，道出了一个执政党必须毫不动摇，长久践行的纲领。”

许多史学家解析此次经典谈话，将之拟比刘玄德与诸葛亮的  “隆中对”，称之为“窑洞对”。2012年12月，习近平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时，专门提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时期关于“周期率”的谈话，说：“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延安归来》面临出版问题。当时，国民党有《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书刊检查标准》等诸多条令，书刊出版前必须审查，稍有所谓的“违禁”内容，不是被扣押就是被删减得面目皆非，甚至作者也会横遭迫害。

黄炎培找到重庆三联书店总经理、中共地下党员黄洛峰。黄读过书稿后认为，送审必然遭到扣押。他与黄炎培商定，书稿不送审，并商议出“转移视线”的出版办法：先由黄洛峰写出《除去言论自由的障碍》《打破法西斯的出版法》两文在《民主生活》杂志、《新华日报》发表，又请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进步人士撰文支持，一时间，在饱受“审查”压制的期刊出版界引起广泛反响，“言论自由、废除审查法”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出版审查部门忙于应付时，8月7日，《延安归来》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

新书犹如阴霾中吹来一股清爽的风。多年来，国民党喋喋不休地宣传：共产党占据陕北烧杀抢掠、共产共妻，百姓日子苦不堪言。《延安归来》真实客观的描述，让国民党的诽谤和谎言不攻自破。不到五天，首印的两万册告罄。

“反对出版审查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当局仍未罢休。8月19日，以“逃拒审查”“散布反动言论”为由查封国讯书店，四处收缴《延安归来》。有人劝黄炎培赶紧躲一躲，他大义凛然地说：“这叫做老虎吃了砒霜药，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

为保护黄炎培安全，黄洛峰又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抨击当局封店缴书，呼吁废除出版审查制度。重庆《宪政》《展望》杂志、中华书局三位总编辑发表联合声明：9月1日起，文稿不再送检，支持《延安归来》的出版。此举很快得到《国情》《中华论坛》《民主世界》等16家杂志社响应。不久，成都《华西晚报》《大学月刊》等17家媒体联合发表“拒检”公告：“从今天起，我们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

没几天，昆明《民主》《大路》等11家杂志也宣布“拒检”，上海、桂林、西安等地新闻出版界相继成立“拒检”联合会，复旦、西南、燕京等高校学生会则宣布：校报、校刊不再送学校训导处审查。

“拒检”运动迅速在各地展开，许多报刊、出版社转载、印制《延安归来》以示支持。不到20天，上海、昆明、成都等城市就发行20多万册。国民党见如此发展下去后果难料，9月22日，宣传部长吴国祯宣布：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刊发文稿、出版图书以自检自查为主，新闻出版检查制度自今日终止。

《延安归来》的出版，犹如火种点燃了“拒检”运动的熊熊炬焰，经过40多天轰轰烈烈的斗争，把国民党新闻出版的审查专制焚为灰烬。

作者：周铁钧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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