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提供

欧元怀参与创办大夏大学，与1924年厦门大学发生的学潮有关。由于学生和校方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时任厦门大学教育科主任兼总务长的欧元怀毅然站在学生方面，竟被校方借故提前解聘。

欧元怀与330多名学生脱离厦门大学到了上海。为免学生失学，他和王毓祥等教授在王伯群等同盟会元老资助下，筹备成立了大夏大学。大夏大学最初取名为“大厦大学”，意为比厦门大学办得还要大，后改为“大夏”，寓意“光大华夏”。

大夏董事长兼校长王伯群时任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政务之余，主要筹划大夏财政和应对外部关系，内部管理则基本由欧元怀操持。1944年底，王伯群积劳成疾，不幸逝世，时任贵州省教育厅长的欧元怀临危受命，扛起危机中的大夏大学校长之职。

论及欧元怀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长、校史党史办主任汤涛认为，纵观大夏27年办学历程，从赁屋设校到中山北路300亩广袤校园，从建校于申江之滨，抗时时期一迁庐山，再迁贵阳，三迁赤水，辗转大半个中国，依然弦歌不辍，其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正是近代中华民族求解放、求独立、求发展的真实写照。大夏能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大学，欧元怀厥功甚伟。

一般国内史学界和教育界人士认为，大夏大学是华师大重要前身。汤涛认为缘于几方面原因：首先，从华师大历史脉络看，其前身主要有三个，即1924年成立的大夏大学、1925年创立的光华大学和1879年创设的圣约翰大学。华师大1951年成立时，以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主要基础，同时调入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一些学科。10个月后，圣约翰大学理学院（数、理、化、生物系）、教育学和部分中文系并入，基本形成了华师大的建校基础。其次，华师大以大夏大学原址为校园，群贤堂、丽娃河、思群堂等本身就长满了故事。光华大学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校区（今东华大学）遭日寇毁灭性轰炸，只能租借校舍办学。而圣约翰大学则因各种因素几乎销声匿迹，让人感觉跟华师大没什么关系。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大夏大学就是华师大的前身。

自强不息与“三苦”精神

欧元怀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命脉，大学在国家社会里，犹如人身上重要的器官；私立大学招生不必过严，但训练教学则须绝对严格；毕业的学生，必定是优秀分子，至少要有一才一艺之长，而不是拿文凭来做点缀品。其宽进严出，不盲目扩招的思想，对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仍具借鉴意义。

“自强不息”是大夏创办之初就确定的校训，同时提倡“三苦”（教员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

的“师生合作”精神。欧元怀提出，校训的要求与现代大学的理想——文化的创造相辉映，也与我国抗战建国的基本精神——自力更生完全吻合。

欧元怀认为，彼时大学存在几大普遍问题：一是师生情感问题，师生授课听课如同买卖，相互情感无直接联系；二是基本学程训练问题，大学若只注重基本工具的训练，会降低大学教育质量；三是教授资格待遇问题，只注重教授本人出身而不关注其学识与品性，是各校延揽教授的通病；四是课程及毕业标准问题，教材不应限于外国教科书。

对此，他着力尝试改变和完善。比如，欧元怀明确提出，对于学校之弊端，除改善师资、充实课程外，唯有实施导师制可予纠正。1929年，他在大夏积极倡导和推行导师制，比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要早九年。大夏实施导师制，由校长亲自聘请，每学期选聘30名骨干教授担任。大夏通过颁布《导师制条例》和《导师制施行细则》，确定学生于功课外，必须得到学问修养、职业及生活各项问题之指导。导师制要求遵循五大原则，即实现教导合一，厉行俭约主义，切实考察个性，指导学术研究，辅助解决人生问题。

大夏大学就是因为一以贯之地推行导师制，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培养出了周扬、杜星垣、刘思职、郭大力、陈伯吹、陈旭麓等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大学有“北南开，南大夏”之称，大夏与复旦、光华和大同被称为“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学”，由此可见大夏大学在民国时期的办学地位和水平。大夏办学27年，培养了2万多名学生，其中15名院士和学部委员。以大夏为基础，还孵化出了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贵州师范大学等三所著名大学，同时，创办了大夏附中、光夏附中、大夏贵阳附中、重庆附中和南宁附中，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作出了一定贡献。

爱护师生与着力校务管理

在学生管理方面，汤涛讲了两件事，颇能体现欧元怀与教师、学生的亲密关系。

一是营救熊映楚等爱国学生。1925年5月30日，学生熊映楚、姚邦彦等人携标语和旗帜向租界出发，宣传顾正红被害实况。下午，欧元怀听闻20余名示威学生被抓，即赶往老闸捕房营救。捕房头目英人爱维逊提出每个学生须缴保证金方能保释。欧据理力争同时通过疏通关系，终将爱国学生全部营救出来。

另一是以父亲欧剑波之名设立奖学金。1934年，欧父70大寿，王伯群校长及何应钦、杜月笙、虞洽卿等名人发起祝寿，欧将收到的寿仪5000元设立大夏“剑波”奖学基金，每年提取息金500元奖给六名学生。

对于爱国教师，欧元怀也是极力保护。历史学家吴泽是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前夕遭到通缉。欧元怀得知后，即嘱时为大夏学生的次子欧天璧通风报信。欧天璧在听完吴泽的课后，走到先生面前，翻书提问，书中夹一纸条，上写“你被通缉，速走!”字样，从而使吴泽及时脱离险境。

在校舍建设方面，欧元怀同样不遗余力。丽娃河是华师大的校河，也是其重要文脉之标志物，河名源于美国电影《丽娃栗妲》（Rio Rita，1929年上映），原为无锡面粉巨商荣宗敬氏产业，后由荣氏捐赠大夏。1931年3月4日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刊新闻《荣宗敬捐赠大夏西河》：“中山路大夏大学新校址之西，有河流一条，自该校北首，流经运动场及丽娃栗妲村(Villa Rio Rita)直达苏州河，面积六十余亩，水深岸阔，清澈见底，游鳞细藻，直视无碍，夹岸垂杨，倒影成趣，风景绝佳，为海上所仅有。”

在1933年的校务会议上，欧元怀提出将丽娃河开浚为校河：“本校校址，川流萦环，其西沿运动场者为丽娃栗妲河，面积甚广：两岸树荫垂碧，风景幽绝，世称海上仙乡是也……本年度复将河床浅之处浚深，河面太狭处加广，河旁辟人行道，结始累月，始告竣工。于是各河皆碧波涟漪，可泛舟，可垂钓。”

上世纪三四十代的中国，搬迁是非常艰巨的工程。欧元怀临危受命就任大夏校长后，组织学校搬迁，从贵阳迁往赤水，又于1946年最终迁回上海。对这段艰辛而光荣的历史，华师大档案馆在发掘整理原始档案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向教育部申请拨付收音机的报告”。

1944年至1946年，大夏在赤水办学，当地没有报刊，只能由重庆、贵阳邮局传递到达，外界信息需一周以上才能看到。为快速了解信息尤其是抗战消息，大夏师生自置收音机，收听广播同时作出记录，与赤水县政府合作《大夏快讯》壁报，每日一大张，张贴校内外各地，很受当地民众欢迎，甚至邻县也来人翻印。收音机在当时属管制产品，所以“关于请教育部另拨收音机一架及核拨电化教育经费的报告”“关于收音机价款已经汇送教育部的复函”“关于请将贵州广播电台借出收音机拨转学校领用的报告”等相关档案，重现了当时申请和利用收音机的具体细节，体现了欧元怀治下的大夏大学，不仅以学术研究与教学为己任，更有强烈的改造、推动和服务社会的使命。

将大夏校产完整交于人民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胡适、梅贻琦去台湾途经上海，与欧元怀叙餐。胡适问:“在此多事之秋，你有何打算？”欧元怀答:“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相遇。”

当时，汤恩伯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王之卓、大夏校长欧元怀、复旦校长章友三等五所大学的校长请到警备司令部，说蒋总裁下令各位去台湾，并当场给每人发了机票和特别通行证，在一周内可乘任何一架飞机赴台。

欧元怀没有南下。1949年5月6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知杭立武于昨飞穗前曾与王之卓、章友三、朱恒璧、欧元怀、夏坚白谈及于必要时可向中航公司要飞机赴广州，五人均唯唯否否，而实际欧愧安因系私立大学校长，决心不离沪，其余四人亦均踌躇不决，大抵以去穗无立身之地、前途茫茫也。”

1951年夏季，华东教育部决定将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两所学校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在大夏大学原址。7月18日，欧元怀在改制大会上发言。他后来回忆此次会议说：“我在7月18日宣布改制的大会上，代表学校和校董会发言，拥护政府决定，遵照办理，全体师生员工热烈鼓掌。会后有些同事、同学向我握手致贺，并开玩笑地称我为‘开明地主’，把全部校产交给了人民。”这体现出欧元怀无私的爱国情怀。

纵观国内外任何一所知名大学，总是蕴涵着伟大灵魂的开创之功。他们筚路蓝缕，任重道远。欧元怀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铸就了大夏之魂。

作者：严峻嵘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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