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下的风景》黄永玉 世纪文景公司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0年夏天，黄永玉回到故乡湖南凤凰。后来他写了一篇极短的散文《乡梦不曾休》，记录此行。文章结尾写道：“我来到文昌阁小学，我走进二年级的课堂，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黄永玉，六乘六等于几？’我慢慢站了起来。课堂里空无一人。”老人拿的笔竟似刻刀，寥寥几下，感怀之情便溢于纸外。黄永玉是幸运的，文昌阁小学建于清末，至今尚在，他和表叔沈从文先生还捐资修缮，因此，黄永玉能够在多年以后，重新坐在自己读书的教室里。

老人在作画之余，写了不少文章，因此，我们也是幸运的。

不知道是不是受版画的影响，黄永玉的文字平实、简练、有力，刀刀见肉，且透着一股子接地气的幽默风格。黄永玉下乡到山里的林场：“听朋友说，旧时代的伐木工人打年轻一二十岁上山起，五六十岁再也没见过孩子。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们带着家属上山，生孩子的晚间，一二十个老头儿便坐在门外的木头堆上，对着窗户的灯光等候。屋内的孩子生下来了，呱呱大叫了，老头儿们这才满意地回宿舍睡觉。”林场有个三岁小女孩，成了工人们爱心的去处，他们一下班就轮流抱她，给吃的，哄着玩，弄得小女孩“一见工人上门就发抖打战”。这当然略带夸张，却传神地写出了林场工人的生活，老头儿咂嘴的表情，工人逗女孩的动作，仿佛就在眼前。

林场生活单调，工人们努力找出乐子来。有位喜欢拉胡琴的，“常常把这种演奏一直继续到大伙睡觉之后才肯罢手”。一次，大家设想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演奏家说：“咋办？有啥咋办？上前握手嘛！我就向他汇报，我说‘毛主席呀，咱们的日子不坏呀！’一个小伙子反驳，‘好大的口气，嘿！瞧你刚才赖在炕上那副懒劲，你配汇报？’小伙子设想毛主席在说话，‘同志们好！刚才你们搬公家的稻草，我看见了——你咋汇报？’演奏家紧张起来，‘我？我搬了二十捆！’‘没错！’蹲在炕头的吴老头说，‘是二十捆，这小子不赖！’”

黄永玉说：“幽默感是判断一个伟大民族智慧和气质的尺度，是人类生活和道德的酒曲。”然而，他这个幽默是从具体生活中来的，别人想学都学不了。把它变为生动的文字，需要写作者敏锐的感觉和细致的观察；另一方面，也要求写作者本身亦是幽默的。

▲黄永玉笔下的文昌阁小学

黄永玉自幼生活贫寒，12岁出门谋生。艰苦生活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影响很大，而他的乐观也屡次体现在作品中。《“九十岁啦”自画像》，他穿一跨栏背心，手舞足蹈，咧嘴大笑，牙掉了几颗都能数清，活脱脱就是一个老顽童的画像。他有一首诗，其中写道：“我的血是O型，谁拿去，它对谁都合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它是你的。”他把生活当作艺术创作的素材。他写字的笔，就像国画的笔、版画的刀：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如面临的山水，无论时光流转；聚散的人事，如写生的街头，无论悲欢喜怒。黄永玉在讲故事，一切似乎与他无关，却笔笔深情；一切又似乎刻骨铭心，却平淡地写出。不能直接写的，就一笔带过，或者指东打西，多数时候，言尽而意不尽。他们那一代艺术家、作家，好像都有这个“毛病”（例如汪曾祺）。当年施蛰存与鲁迅打笔仗，争论年轻人该读中国书还是外国书。施蛰存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颜氏家训》的错误，鲁迅先生承认他手边没有现成的书而引用错了。对此，黄永玉评论说：“我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因为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有些东西，无法“诚实”地体现，所以黄永玉借北京人艺重新排演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罕见地写了一篇长文（在该书中，此文长度排第二），重点讨论“诚实”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意义。

黄永玉好游名山，喜欢置房产买豪车，70多岁了还曾在老家凤凰山间飙车，足见其性情所在。他修建的万荷堂离我家不远，我慕名去时，他亲笔题的“侃亭”牌匾早已被人偷走，但老人希望路人乘凉休息的侃亭还在。他们那一辈人，“硕果”真的不多了，“比我老的老头儿”还有几个？用黄永玉的独特表达方式，就是“好友一巴掌”。他写聂绀弩写沈从文，回忆此等亦师亦友之人，也是在回顾他自己的一生。即使写一面之缘的路人，他用的气力也不输于写挚友。呈现在我们面前，反而举重若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经历，竟如此风轻云淡。如果你细读他的文章《江上》，就会发现，黄永玉的幽默，当真是“含着泪的”；如果你熟悉他的画作，读过他较多的书，也就知道了黄永玉的洒脱不羁，的确是生活锤炼后，方得的韧性。

作者：瘦猪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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