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像（熊琼绘）

平定捻军后，清廷上下都彻底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环节当然是论功行赏。

曾国藩因首倡河防之策而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并于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调任直隶总督。

在直隶，曾国藩对当地官场痛加整顿，“大加参劾”。在他接直隶总督印一年后，已结清同治七年以来的旧案一万二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他在家书中告诉儿子：“吾自初二接印，至今半月……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

就在曾国藩拼了老命，要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天津教案”打断了他的吏治进程。

导火线：武兰珍迷拐案

天津三岔口有一座西洋哥特风格的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法国传教士建成的。法国人名之为“圣母得胜堂”（据说此名含有征服者的炫耀之意），中国人则叫它“望海楼教堂”。教堂规模宏大，在附近低矮的中国传统建筑中显得鹤立鸡群。

教堂落成之后的第二年，同治九年，河北一带出现严重旱灾。这是令全社会各阶层共同焦虑的大事。远在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产生了不祥预感，担心会发生什么重大的祸变：“天气亢旱，绕室忧皇，如有非常祸变者。”

有人把法国教堂建立和天旱不雨这两件事联系了起来。“初七这一天，四乡百姓进城赴庙求雨，行抵一处天主教堂，见房顶上耸立着高高的十字架，议论纷纷，以为久旱无雨，系天主教堂十字架之故。”

天津教案三十年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其前奏也非常相似。当时华北各地发生旱灾，人们同样把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天爷”，和天主教所称的“天主”，显然很难和谐相处。洋鬼子的教堂尖顶如同利剑，直刺苍穹，老天爷当然要生气了。

就在这时，又一桩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由五名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叫仁慈堂，百姓称育婴堂，收养了150多名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干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育婴堂内暴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

按理说，修女来中国从事慈善事业，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婴，是大好事。但她们却受到众多中国人的怀疑。中国有句俗语：“无利不起早。”为什么这些洋鬼子要万里迢迢来中国大发慈悲？其中包藏什么祸心？

和往常一样，修女雇人把死去的孩子埋葬在河东荒地。受雇者埋得非常草率，薄薄的棺材很快被野犬扒开。鹰啄狗刨之下，残缺不全的尸骸零落遍地，招来大量的人围观。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因这个悲惨的场景得到了印证：这些孩子是因法国教士“采生折割”致死，传教士剜走孩子的心，挖去他们的眼，用来做药材，然后弃尸荒野。这就是西药那么灵验的原因。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挖眼剜心用来做药或炼金之类的说法，早就在中国流传甚广。有人说，明代利玛窦等人来中国，没什么谋生手段，生活水平却很高，因为他们会炼银术，而炼银之术，就是靠挖死人的眼睛。

天津教案发时，这类传说已传遍中国大小城市。当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暴露在荒野当中时，天津人认为传说得到了印证。

恰恰在此时，一桩拐卖儿童案发生了。两名人贩子在天津静海拐走一个姓李的小男孩，在西关被人查获。

这似乎契合了挖眼剜心传说的另一部分：长久以来，人们就在传说，天主教堂一直在花钱雇人迷拐孩子，供作药用。

顿时，民情汹汹，全天津议论此事。天津知府张光藻连夜和知县刘杰会审，地方官动用肉刑，以致案犯很快承认自己迷拐孩子是为雇主药用。

但案犯并没“供出教民”。甚至连两名人贩的名字都没审出来。案卷记载，两名人贩分别叫“张拴”“郭拐”。这显然不是真实名字。

虽未真正破案，但官员把“从重从快”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人贩被砍了脑袋。

随后，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天津大街小巷：

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这张告示成了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且以“受人嘱托”四字，将幕后主使明确指向教会、教士和修女。

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

发布告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为官廉正，1870年（同治九年）初，刚在曾国藩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张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国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基督教文化的个性也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

张光藻的告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天津人心惶惶，家家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

这就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

5月20日傍晚，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审问”下，案犯供述，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伊系赵州宁晋（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

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作药，看来已有“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国人必须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心惊胆战。

张光藻等官员认为事关重大，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崇厚也觉事情重大，于是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质。

5月23日（公历6月21日）上午九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把教堂里所有人一一传来，也并没有找到王三其人。而且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与武兰珍供述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里与王三交接，然而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显然他没有来过这里。所谓迷拐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矢口否认。谢福音说，教堂收养弃婴，乃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教印象恶劣，但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此人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温和。他的辩护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

官员们面面相觑，案子无法再查下去了。然而，已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质消息，早已有大批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群众达万余人。地方官员带案犯离开之时，并未向百姓解释教士的清白，也未发表任何安抚性讲话。官员走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门口，“见有教民出入则齐声讥诮”。有些人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算账。“下午两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

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丰大业40岁，本就是性格暴烈外向、易激动，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居高临下的态度，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常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令他无比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

据崇厚汇报，丰大业“脚踹仪门而入”，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崇厚满面赔笑，“告以有话细谈”，丰大业如同没听见，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跑到“后堂暂避”。

经衙门众巡捕好言相劝，丰大业悄悄平静了一点。崇厚奓着胆子从后堂走出，“复出相见”，丰大业又“大肆咆哮”，说：“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并表示要亲自弹压。崇厚则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

天津“水会”，又叫“火会”，是民间“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其首领是地方绅士。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听说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会众满面怒容，手执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外。

崇厚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丰的反应是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

丰大业来到教堂前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对话。法方资料说，丰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这不是我的事。”丰拔枪向刘开枪，打伤了他的跟丁高升。

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

“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丰大业的秘书）打死。”“众眥皆裂，万口齐腾，谓领事无状若斯，曷共殛之。潮涌坌集，白梃如雨，丰大业登时倒毙。”

两人死得很惨：“丰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复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锋锷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逾时，浑身寸磔。”

愤怒的人们又冲向法国教堂。

“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

“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二百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进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边，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

在教堂中，共有六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

场景相当恐怖。“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六人俱死，即褫其衣履，将尸抛于三岔河中。复将领署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

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

还有大量人流涌向早已逃散一空的领事馆，扯碎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统统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中共打死外国人20名（法国领事一人，随员一人，法国教士和修女11人，比利时2人， “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三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一名）。

还有多名中国教民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当然，大量财物遭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巧合的是，教堂被焚毁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两点始，直隶全省大雨。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自去年四月亢旱至今，十三个月未得大雨。本日未刻起……”起初小雨，晚雨势转大，“灯后大雨”。曾国藩此时还不知天津教案的消息，日记中写道：“大雨不止，为之快慰。”他哪里知道，数百里之外的一场大祸，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最大的一场挫折当中。

曾国藩调查“挖眼剜心”事件

震惊全世界的天津教案，死亡者众多，更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这在清王朝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教案发生的第二天，5月24日，北京的八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的6月1日驶抵大沽，鸣炮示威。

崇厚立刻专折向慈禧汇报，并说事端太大，自己已处理不了，指名提请他的上司、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理。

此时，曾国藩正因工作辛苦而身体出了很大问题，患了眼病，还常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且非常严重。“寅正起，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首，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以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很可能是高血压。每天日记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几乎日日有请医诊治之语。

教案发生前一天，他刚向朝廷续了一个月病假。就在此时，26日，他接到慈禧的命令：

“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

这让曾国藩陷入焦灼之中。首先是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

此外，介入此案的后果非常严重。

如果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国力，结果必是再次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

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在对外交往中，凡主张强硬甚至“蛮不讲理”者，通常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嵩焘所评论：“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美名，主和者都得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涉及夷务者，大多落不到好下场好名声。

因此他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接管此案。“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幕客史念祖更给他献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津办案乃为下策：“谓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尤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底。”几乎可以确定，此事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一世英名，很可能毁在此案上。

曾国藩有理由不介入此案。他虽是直隶总督，但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外事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的专员专门负责的。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指曾国藩）专责”。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上谕也说“（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如果他因病推辞，朝廷不会强迫他前去。

但稍一犹豫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

曾国藩从来不是逃避困难的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他以一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

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未到濒死程度，就应勉力为国分忧。他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一个颟顸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一次把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

6月初三日，曾国藩感觉身体勉强可以支撑，决定束装就道。这次出门，他预感自己很可能病死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所以在灯下给儿子们写下了一份很长的遗嘱。

他说：“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案子难办，我反复思考也无好的办法，可能会死于此事。我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以来，已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现在已老，更不会怕死，不会自负初心。

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心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上。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6月初六日，曾国藩从保定起程。六月初十日，到达天津。

他马上感觉到了绅士阶层的强大力量。此时距教案发生已20天，但天津城的反教狂热并未平息，百姓“尚激奋不已，满城嚣嚣，群思一逞”。洋人死伤如此惨重，但天津民众丝毫不觉得自己理亏，反而认为杀得还不够多。

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绅民欢呼雀跃。曾国藩在当时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中，是扭转乾坤的大英雄，也是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天津绅士中很多人读过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写的《讨粤匪檄》，有人还能背诵其中一些名句，如“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他们相信，曾国藩和他们一样，对天主教满怀愤慨。

因此在曾国藩进城的路上，以天津县四十八堡士绅为主的各派代表一百余人，首先拦大轿递上呈状，神色激动甚至声泪俱下地控诉天主教会残害中国幼孩、挖眼剖心。接着，四起拦轿呈词，每次都是几十上百名地方头面人物齐刷刷跪在轿前，大声吁喊，“万口一声”。“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旁观百姓更是成千上万，填街溢市，对曾国藩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进了公馆，刚刚坐定，各路官绅又纷纷进谒，七嘴八舌出主意。或建议曾国藩利用天津民气正旺，一股气把各国洋人全都赶跑。还有人“高明”地主张联合俄国英国等国，专门对付法国。

这股情绪巨浪差点儿打了曾国藩一个跟头。他在抵津次日《谕纪泽》信中说：“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气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此种情况下要缉拿凶手，当然非常困难。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绅士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许多中国人“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很多百姓信教之后，自恃有教会庇护，在绅士面前不再点头哈腰。因此，凡教会势力所及的地方，绅士无不强烈地感觉到失落，从而成了反教的先锋和主力。

当时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也充满强烈反感。天主教入华之始，自认良民的人很少入教。传教士所到之处，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往往是两类人，一是重病患者或穷困至极走投无路之人，另一则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有的传教士到了被冷眼环视的陌生之地，也往往愿意招收一些地痞流氓，起到保安作用，因此所到之地“不择良莠，广收徒众”，形成“莠民以教士为逋逃之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的局面。

就是说，天津这个地方，地痞流氓很多，一入教，更是横行乡里。官员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与外国领事力争。所以老百姓都非常气愤。

曾国藩入觐慈禧太后时也当面提及这一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

听说曾国藩前来，天津百姓纷纷传说，皇上“专调曾国藩来天津驱逐洋人”。这些爱国民众终于有了主心骨，摩拳擦掌等着和洋人决战，把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洋人杀光，还我天朝上国的清净。

曾国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为平息浮嚣的民气，前往天津路上他写了文告《谕天津士民》，声明不是为开战而来：“出示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全体天津人有点莫名其妙，搞不懂曾大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国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贴出的告示，入夜便被人撕毁；还有人在告示所署‘曾国藩’名字上，挂一缕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

但这道告示确实有效地刹住了鼓动战争的舆论，大家明确知道曾大人肯定不会和洋人开仗。

6月14日，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拟先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亦可稍塞洋人之口。”

把三人撤职，一是曾国藩认为地方官确实有责任。天津知府未经详细调查就发布确认有人迷拐的告示，操之过急。天津教案发生前，天津百姓已喧闹多日，情形日益紧张，地方官未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特别是带武兰珍到教堂对质后，未立刻向围观民众公布对质结果，对教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数事，应予以撤职。

另外，此举也可让法国人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天津教案的处理原则是让法国人“消气”，避免战争。法国公使已表明态度，要严惩中国地方官。这样做可向法方表示中方认真处理此事的诚意：“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

然而，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官员，令曾国藩更大失天津人心。难道大帅也变成了汉奸？

曾国藩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对彭玉麟分析说，中国也许能在某次局部战争中取胜，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根本没有取胜之道：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

曾国藩一贯主张“明强”，就是在判断分析形势基础上，才能决定是使强还是使柔。中国和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太大，避战显然是明智的选择。

至于将三名中国官员撤职，以向法方表示中国处理此案的诚意，则是基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的“诚信”外交观。他把处理教案的核心，放到了查明“挖眼剜心”到底有无其事上。

曾国藩深知，教堂是否有主使迷拐和挖眼剖心之事，是此案之“关键”。他说：“总以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有证据，为案中最要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

朝廷对曾国藩的这一说法也十分赞成，慈禧太后批示：“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

表面看，朝廷和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有高度共识。然而，他们对这一“关键”的判断其实是不同的。

曾国藩以前处理过扬州教案，他明白所谓洋人挖眼剖心应该并无其事。但慈禧太后和朝中一些大臣却对谣言半信半疑。

曾国藩发出通告，谁要是亲眼见到洋人挖眼剖心，或有确凿证据证明洋人做过这样的事，欢迎前来呈告。然而，一个人也没有。

曾国藩又查问，既然天津城内迷拐传闻如此之多，吓得家家闭户，那么肯定有很多人家的孩子被拐走。查各官府档案，有没有百姓前来报案。

一家也没有：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只查到一个可笑的传闻。据说在教案当时，有人从教堂地下室搜得被指证为“系婴儿目珠”的两瓶东西，交给崇厚，结果打开细看，“见瓶中所盛者，原系西产之圆头葱，腌收以供菹品者也”。原来是腌制的洋葱。

经“连日细查衅端”，连续提取证人，曾国藩对挖眼剖心一事的真实性基本否定，因为没有人能举出实证，更别说有被挖的心、眼等器官出现。

迷拐一案也无实证。曾国藩询问从仁慈堂里“救出”的妇女、幼孩一百余人，都供说“系多年入教、送堂豢养，并无被拐情事”。

6月23日，曾国藩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力辩挖眼剖心之事的虚妄不实。

经多日调查，“教士迷拐”“挖眼剖心”等传言，均皆毫无实据。湖南、江西、扬州、天门、大名、广平教案，都出现过各种檄文和揭帖，或者说教堂拐骗丁口，或者称教堂挖眼剖心，或者称教堂诱污妇女。事后证明，都是子虚乌有。

接下来，详细分析天津教案的原因。首先他根据崇厚的意见，为西方人做了一些辩解。他知道这道奏折肯定会发抄于外，洋人能看到：

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生，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愤愤不平也。

这些话，今天读起来也许感觉在理，但在晚清敢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曾国藩知道如此为洋人说话，肯定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感。因此为洋人说完话，曾国藩也要为中国百姓说几句。他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强烈反感是因为有“五疑”：

第一，教堂的大门终年关闭着，看起来神秘莫测，而且房屋都修建了地下室，所以很容易被中国人怀疑是为了囚禁幼孩用的；

第二，有人到仁慈堂治病，结果就被劝入了教，留在那里不回家，所以被中国怀疑是不是为药所迷；

第三，传教士为濒临死亡的人举行洗礼，用水淋脸洗眼，让中国人感觉非常诧异；

第四，教堂里有不同的区域，有的母子同在教堂内，却经年不得相见；

第五，今年教堂中死人过多，死者的胸腹先腐，于是浮言大起。

曾国藩总结说：

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猝成巨变。

就是说，百姓们平时常听挖眼剜心的传言，又有这五种可疑之处，所以已非常怀疑愤怒。等到出现人贩子拐人及婴儿尸体残缺等事，自然怒不可遏。等到丰大业对中国官员开枪，终于激起事变。

曾国藩精心撰写这道奏折，就是希望这次调查可以终止挖眼剜心的传闻继续流传，以免再激起新的教案。

他说，天津教案不是特例。事实上，多年以来，各地教案都是因为这类传言而起。

曾国藩请朝廷明降谕旨，宣布从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以防日后再有这类谣言滋生。

这其实也是西方外交官的看法。镂斐迪说：

我所担心的危险倒是这场暴动的消息传到远离灾难现场的地方，会对那里的居民产生什么影响。看来中国人极有可能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同胞们关于事变起因的传闻，并认为将报复落到据说是干了邪恶勾当的天主教徒头上是有道理的。为了抵消在其他地方的这种影响，在我看来，要紧的是中国最高当局须正式告示，否认有关拐骗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残忍行为的传言的真实性。

应该说，曾国藩的奏折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如果这封奏折得到广泛传播，无疑可起到促进中外双方和解的作用。

但令曾国藩无法理解的是，内阁发抄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五疑”的关键内容删掉。如此，这道奏折就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

曾国藩看了《邸报》，目瞪口呆，既然要把奏折公开，为什么要断章取义？他已预感大事不好。

果然，此折一出，朝野上下哗然，物议沸腾。曾国藩居然说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说育婴堂是“仁慈”之行，甚至还说什么“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是文明的国度。这实在太出格，太崇洋媚外了。鬼子之国，只能称为鬼域，岂可称为大邦？

曾国藩一下子成了人民公敌。想不到被人们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卖国贼！

曾国藩在十一月初一日给彭玉麟的信中写道：

六月二十三日一疏袒护天主教……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五疑”一层，遂致物议沸腾。

北京城中，舆论的力量的确惊人，一场“反曾运动”猝然兴起。就连先前以曾国藩为自豪的湖南人也不买账，湘江士子冲入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牌匾砸得稀烂，还烧毁了曾氏手书的一副对联，要求开除他的会籍。在京的湘籍官员更是联名致书曾国藩，对他大加抨击。甚至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也写信表示绝交，朝野内外，一时“谤议丛积”。

曾国藩没想到情势如此汹汹，非常痛苦，在家书中说：

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痛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遘此大难。

这一段时期他写给朋友的信中，无一不有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曾纪泽回忆：“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

朝廷为什么这么做？关于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中一直有两种激烈对立的观点。

朝中直接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一些人，如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一些主官，属于开明派，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他们认为此案是中国方面理亏，所以只能退让。

但更多的人却不这样认为。首先就是慈禧太后。她一直认为，教堂迷拐中国人做药，是理亏在先，因此只要牢牢抓住这一点，找到教堂迷拐以及挖眼剖心的证据，就抓住了外国人的软肋。

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时，慈禧才二十六岁，她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世界现状也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政变中她亲书的密谕现在影印公布，不但字迹歪歪扭扭，200多字中，错字多达16个。这证明她入宫前所受教育非常可怜。文化水平低决定了她相信迷拐及挖眼剖心之实有其事。

曾国藩如此富于逻辑性的汇报没能打消慈禧的怀疑。她进一步通过秘密渠道，让军机大臣发密寄追问曾国藩到底怎么回事：

窃臣承军机大臣密寄—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有人奏，风闻津郡百姓焚毁教堂之日，由教堂内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执，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等语。所奏是否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据实奏闻。”

那些眼睛和人心不是说有确切证据吗？难道是你们给毁了？她怀疑曾国藩查找不力，甚至为了顺利结案，故意袒护洋人。

除了慈禧，满族亲贵大部分是坚定的排外主义者。同治六年（1867），惇亲王奕誴就提出全部驱逐洋人。醇郡王奕??也完全赞同，而且提出六条办法，主要就是由官方劝百姓攻打烧毁各地教堂。烧教堂，抢洋货，杀洋商，沉洋船。这正是多年后义和团运动的思想原型。可见当时亲贵们的知识结构和心态。

这次教案，奕??再次发表意见奏称：“事之操纵固难，理之曲直自在，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从慈禧到其他亲贵都认为，处理此案的关键是万不可失去民心，因“民心”可用。民间对洋人的愤怒情绪，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

对这种思路，曾国藩明确反对。早在1868年6月，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说：“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明知小民随势利为移转，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指外国）所笑耳。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来示反复阐发，深切著明，鄙人亦颇究悉此指。”

就是说，统治者不应该凭着汹汹民意与外国开战。百姓是随势利而转移的，并无定见，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时，热衷于低成本爱国。但一旦有事，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因此并不足以依恃。鼓动排外热情来对抗外国，只能被人家笑话。办理外交，不能汲汲于个人名声，不能被无定见的舆论裹挟。

然而醇郡王奕??的建议，得到大学士李鸿藻和倭仁的大力赞同。朝中的清流此时都站到了曾国藩的对立面。就是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中央在发布曾国藩奏折时，做了这样的处理。

朝廷这样做，可以把曾国藩贴上卖国软弱的标贴，将民众对朝廷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身上：是曾国藩软弱，而不是朝廷软弱。这样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他曾国藩没有办好。

所以随后所发的上谕亦含有责备曾国藩之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

疆臣新领袖李鸿章

曾国藩投入巨大精力，调查挖眼剜心一事，结果却受到舆论如此猛烈攻击。

在抓捕“凶犯”方面，曾国藩进展也不顺利，多次受到朝廷批评。

天津教案发生后，另一个重点是缉凶严惩。这是清政府承认必须做的。

案发后，外国政府强烈要求缉拿真凶，清政府也下谕旨明确指示：“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若干，皆须切实查明；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尤为目前要务。”曾国藩也认为“拿凶为最要关键”。所以他一边调查事实真相，一边开始搜捕凶手。中国司法习惯以命抵命，曾国藩认为“查出二十一人，一命抵一命，便可交卷”。

然而天津教案爆发之时，场面异常混乱，参与者达上万人之多，事后想确认死者身上的致命伤到底是谁所致，绝非易事。且行凶者被民间目为英雄，无人出面检举，所以“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尽管曾国藩想尽办法，还是只抓获十余人，且在严刑之下，均坚不吐供。

就在曾国藩承受各方巨大压力时，法国外交官又提出非常不合理的要求。法国公使罗淑亚宣称，一定要杀掉天津知府、知县和陈国瑞这三名官员，否则发动战争。外国人一直认为，中国官员在贯彻条约、保护在华外国人方面表现不力，因此想通过这个案子杀一儆百。

但中方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对大臣生杀予夺这一极为重要的权力，不可能由外国人操纵。更何况三名地方官罪不至死。曾国藩坚持不肯答应法国的要求。

法国人于是加大战争威胁。7月26日，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到天津，外国军舰一艘艘驶来。“外国军队的庞大舰队眼下已在天津附近。六艘炮艇—法国和英国各三艘—已经停泊在天津河道；一艘法国小型护卫舰在白河口的沙洲外面，英国和法国海军中队的旗舰，以及其他一些舰艇，则在烟台靠泊。此外，北德意志的两艘小型护卫舰和俄国北太平洋舰队的部分舰只，将于近日抵达烟台。”

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26日下午崇厚来到曾国藩行馆，传达罗淑亚的最后通牒，声称到次日（27日）四时，清方如无切实回答，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并撤往上海。曾国藩大受刺激，“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

28日，曾国藩自度病体不支，又一次想到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可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的备战决心，另一方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还可做曾国藩的助手，直接帮助他处理此事，了此一段残局。因此与崇厚密商后，曾向朝廷建议：“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在同一天致李鸿章信中，曾国藩更是发出“四顾茫茫，自阁下外，未知巨艰更将谁属”的感慨。崇厚也专上一折，说“曾国藩触发旧疾，病势甚重”，请再派重臣前来帮办。

就在李鸿章还未前来之时，7月26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两江总督位置出缺。八月初四日，对曾国藩已非常不满的慈禧太后下旨，令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以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

接到东下天津的命令，李鸿章十分兴奋。

如前所述，“剿”捻结束后，朝廷一度“扬曾搁李”，居“头功”的李鸿章仅获协办大学士虚衔。朝廷还命李鸿章入陕协助“剿回”，与极难相处的左宗棠打交道，李十分不愿，消极应付，百般拖延。不料此时接到东调命令，可谓天遂人愿。李鸿章在致丁日昌信中十分高兴：“在陕本为赘疣，借此销差，泯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

对于天津教案，他在局外观察已很久。早在曾国藩动身赴津前，就曾写信给他，请这位“熟悉夷情”的老部下出主意。李鸿章作为门生旧故，当然义不容辞，迅速回复，判断法国方面必定要求以中国官员抵命，而中国政府对此点肯定不能同意。如发生战争，必因此而起。所以他劝告老师，还是要做一定的军事准备：“固不必张皇六师，致人疑衅，但防备不可不严，可否酌带劲旅护卫。”应该说，李鸿章的判断相当准确。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军事出现紧张，他有可能被老师调到天津附近。

因此接到命令，他开始向河北方向进发。同时通过书信给老师提各种建议，准备充当老师的得力助手。

结果，还未到达河北，他就接到直隶总督的任命，一下子接替老师，成了天下疆臣领袖。

机遇似乎格外垂青李鸿章。上次通过“剿”捻，他已接替老师的军事权威。这次接手处理天津教案，他可能在外交舞台取得核心位置。梁启超评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

李鸿章很快就于12日赶到保定，随后便逗留观望，徘徊不前。因为他不想一下子陷入到这个混乱局面中。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词堂皇：直豫晋交界处间有游勇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必须暂驻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调养肝疾”。

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自己不愿“初政即犯众恶”。因此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

缉凶此时正处于最关键阶段。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借此脱身，但朝廷又命他：“刻下交卸在即，务当遵奉昨日谕旨，严饬地方文武员弁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构获。”要他把缉凶的事办好才能离开。曾国藩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不会推卸责任：“目下津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臣仍当暂留津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圣厘。”

严命之下，加大办案力度，到8月19日，已拿获疑犯80多人。但如何定出凶犯仍极为困难。曾国藩感到“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所谓“变通办理”就是凡群殴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本人拒不供认，但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20人，军徒者25人。

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谳杀人，内心痛苦可想而知。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事后，曾国藩偷偷发给每名人犯家里“恤家银”五百两，以为安慰。

至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最终未如法国人要求处死。这是因为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普法战争打响，法国节节败退。曾国藩在7月6日（公历8月2日）就已听到这个消息，他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称：“闻布国与法国构兵打仗（此信甚确），渠内忧方急，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轻解此灾厄。”果然，不久法国便通过赫德之口透露：“中国若能切实拿犯，将来府县之事自易办理。”因此两名地方官由部议定罪，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

曾国藩此前曾嘱幕僚汇银三千两，作为两名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及至二人被判“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又筹集白银一万余两，作为“到戍后收赎及一切路费”，以弥补自己的遗憾。

曾国藩经手的津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摘自《曾国藩传》，张宏杰著，航一文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作者：张宏杰

编辑制作：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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