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性技术观》

梁海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自从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从哲学的角度作了阐发之后，“诗意地栖居”就差不多成了现代人所共有的向往。说是“向往”而非“现实”，是因为无论诗人、哲学家，还是普通大众，都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并非是全然的 “诗意地栖居”，甚至似乎有令人不安的远离诗意的倾向。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技术所展现出的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主客两极化等特点，遮蔽了人类本真的存在方式，导致了诗意的缺失，也导致了人们的普遍焦虑。尽管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哲学设想，然而如果现代人须臾不可或离的技术达不到诗意的话，美丽的设想终究难以付诸实现。兼通中国文学与技术哲学的梁海教授敏锐地抓住了海德格尔所提供的思想基础与思考空间，从她熟悉的研究领域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中的技术进行了一番艰辛的探索，结果是令人欣慰的，那就是我们古老的东方民族对待技术的智慧足以为现代技术重新闪耀诗意之光提供丰厚的借鉴。

《天道酬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性技术观》全面系统地回溯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诗意技术的表述，多层面地展示了在中国古人心目中诗意技术的完整形态。在技术发生论层面，中国和西方的神话都曾经描述和解释了人们对技术最初的认知。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西方神话认为技术来自于神，基于这样的理解，技术不会包涵情感、美德、意志等精神层面的内涵。中国古代的神话在充分肯定技术在改造自然、保障人类生存繁衍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当技术产生之初，无论是开创宇宙，还是“制造”人类，或者制造其他器物，技术活动及其成果无一例外地都是将天、神、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天、地、人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这种有机自然主义的技术发生论使得技术从其发生之日起，就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是诗意的。在技术本质论层面，中国古人把“通道”“入道”作为技术的理想标高，“通道”“入道”的技术会超越具体技巧，达到纯任自然、物我化一、得心应手的自由创造境界。强调技术作为主要生产力推动人类进步的时候，绝不能倒行逆施，违背自然规律，而应该“赞天地之化育”，在技术活动中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和谐，而且技术内部的主体与工具、对象之间也要体现为一种身心和谐一致的美好状态。这种“由技入道”的技术，追求的是一种指向天空的精神生活方式，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性技术的基本路径。在技术价值层面，实用理性诚然是中国古人评判技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但从来不是唯一标准。技术除了要具备基本的实用功能外，还必须向更高远的领域中扩展自身的形态，比如说技术必须与富国安邦的社会政治功效和教化功能联系在一起，在物化的技术状态中，呈现政治理念与人伦秩序，并与自然秩序相对应，从而验证“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融通。技术活动及其产品还经常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魏晋时名士们手中的一柄羽扇往往就是其名士风范的有机组成部分，承载着名士们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对功成身退理想的追求或壮志难酬的郁结。技术的价值是在实用功能与精神追求的相辅相成中得以完美实现的。在技术伦理观层面，“以道驭术”的观念始终统辖着技术活动的职业伦理意识、生态伦理意识和社会伦理意识，在伦理道德全方位的规范和约束之下，中国古代诗意技术得以畅通无阻地顺利前行，始终没有偏离“善”的轨迹，并在更高的层面上追求一种审美的精神境界。

在从上述四个层面论述中国古人对诗意技术的认知和文学表述时，作者梳理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纵向上看从远古神话、先秦散文、汉代辞赋、魏晋笔记、唐宋诗词到元明清的戏曲、小说等，横向上看作者的考察内容涉及到人类早期开天辟地、制造各种用具以及后来的农业、狩猎、建筑、医学、兵器、纺织、工艺等各种技术领域，在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发掘出大量关于技术的描写和阐述，并恰如其分地将它们运用于对相关问题的阐释之中，用丰富形象的文学场景来讲述高深抽象的哲学思考，使得全书显得肌理丰盈，讲述本身即自带诗意。比如在论述“由技入道”的技术本质论时，作者用苏轼的《琴诗》作例证，形象地表明 “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技术工具（手指），也不是源自技术对象（琴弦），而是源自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交映，或者说是抚琴之人将他对音乐的理解外化在琴弦之上，这就使得在更高层面上，技术有机体便等同于生命有机体”。诸如此类的论述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更可见作者灵心慧眼的是，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现象，作者往往能突破惯性思维，对它们进行另一角度的解读，从而生发出关于技术表述的更加确切的认识。比如我们通常对“八仙过海”神话的理解就是“各显神通”，而作者却注意到在“过海”的过程中，八位仙人自身的神通完全没有显露，而是分别凭借着拐杖、花篮、箫管、拍板、纸驴、玉版、鼓、竹罩等工具达成目的的。这里反映了人们对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的推崇。

由于如何全面地认知技术与诗意的关系是个复杂的课题，所以免不了出现种种矛盾和悖论。比如在上述八仙神话中所显示的人们对工具的实用价值非常推崇的同时，在另一种技术话语体系中便存在着对工具的轻视。《考工记》中就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在这里所表述的对技术活动最高境界的追求中，完全忽略了工具的价值，这是很能体现中国古人对待工具的另一种态度的，他们认为一件精美产品的完成应该主要凭借制造者高尚的品德和精湛的技艺，工具则往往被认为是越简陋越理想。如何解答古代人们对待工具的这种既推崇又忽视的矛盾态度？作者试图站在更高远的理论层次上对此做出合理性的解释：“工巧的技术只能掌握在少数能工巧匠的手中，但技术的直接工具性价值带给人们的福祉又有着强大的诱惑力，使得人们往往寄希望于神奇的工具。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渴望宝物工具的心理期待，同样也是重视工巧的现实技术的侧面折射。”类似这样的矛盾还有对于技术产品的崇简与崇奢，“技术从朴素向着华美蜕变，本身是要以其精美的形式将生命之重转化为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是现实向着诗意的升腾。然而，中国古代这种由技术打造出的华美生活，如果是建立在社会总财富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便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矛盾，走向诗意的反面”；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要生存必须要依靠技术，而技术的对象又是自然”，可见“只要开展技术活动，必然会对自然产生影响，甚至造成生态失衡”。类似这样的矛盾或者悖论，中国古人曾经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作者在充分梳理、展现古人思想成果的过程中，无疑也加入了自己的思考所得，显示出知难而上的勇气和努力。

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记叙的不同层面的对技术的认知来看，技术曾经是如此美丽，如此富于诗意。梁海教授试图为现代技术向诗意技术转化提供有效的借鉴。祖先的智慧告诉我们，在“道”的统摄下的真善美相统一的诗意的技术并不只是历史的回声，而是可以真切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梁海写道：“即使今天，‘天道酬技’依然不失为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只有走在这条坦途之上，我们才会保有对天地万物的本真依恋，对古往先贤的由衷敬仰，对未来子孙的坦然祝福。

作者：曹丽芳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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