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

从童年时代第一次读孙犁，到少年时代第一次登门拜访，再到壮年时代送别先生，本文作者段华与孙犁的文学情缘伴随着他的成长岁月，贯穿着他的人生历程。每一次见面时先生的谆谆教诲，每一封书信中先生的殷殷嘱托，段华都铭记在心，镌刻于脑。今年5月11日是孙犁先生105岁诞辰，孙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不近人情还是外冷内热？是木讷寡言还是爽朗健谈？应本报邀约，段华作为一个读者、一个亲历者、一个研究者，将他所见、所闻、所知的孙犁先生娓娓道来……

——编 者

遇到能对话的人，孙犁会滔滔不绝

有传言说孙犁先生接待访客时，不爱说话，常常沉默不语看着对方。但我和孙犁先生接触期间，他都很健谈，说的那些话，让人觉得既家常又深刻，既通俗易懂又充满精辟哲理，如饮老酒，虽低调绵软，却幽香扑鼻，甘醇无比。而且他声音爽朗、洪亮，有一次，我说他声音响亮，他告诉我：这是打日本（鬼子）时当八路军，给人家讲课练出来的大嗓门。他说，1938年夏天，他到设在河北省深县中学的冀中抗战学院任教官，主讲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大操场用席子搭盖的棚子里，能容纳500人，他站在凳子上，一讲一上午，连喇叭筒都没有，纯人声讲课，不把声音提高到力竭的程度，学员们就听不清楚。正由于他的健谈和声音洪亮，学员们才喜欢上他的课。他嘴里经常讲“典型”两个字，以至于他在练习骑马时，刚开始不熟悉动作，看着他那东倒西歪的样子，学员们都大呼“典型！典型！”以后，他在晋察冀边区到华北联大给学生讲课，在延安给鲁艺学生讲《红楼梦》等，课间和学生互动，热烈讨论，都大受学员欢迎。上世纪末期，还有不少人回忆这些。

都说文如其人，翻开孙犁先生作品可以看到，他文章里洋溢着浓郁情怀，乐观浪漫、诗般吟咏，给人物和故事都罩上了迷人情意。这在文坛早有定评。即使到晚年，他的作品也沉郁有致，或文或白、或散或骈、或长或短、或急或缓，能说他不善言辞？

我感觉，他是否愿意说话，要看和谁说，谈什么话题，以及谈话的时代背景。我知道，遇到能和他对话的人，他肯定会滔滔不绝。1982年，丁玲下榻天津，到多伦道看望他，他就陪丁玲说了很久的话。曾任冀中军区政委，中共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代政委的程子华，在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到天津出差，亲临多伦道看望孙犁先生，两人也是谈笑风生，说了很久，一旁的人都插不上嘴。

孙犁为什么写《序的教训》

很多人都知道，1982年春天，某诗人请孙犁给他的诗集写序。孙犁在序里说了一些真实感受，诗人见没有吹捧的话，认为影响诗集销量，就要求孙犁把已经排版准备刊登的序撤下来。孙犁很气闷，于悲愤中写了《序的教训》，声明从此不再给人写序。

1991年春天，那时候我还在南开大学读书，张学新先生送我一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林选集》，书乃张先生编选。我看了文集前面吕正操将军的序言，觉得全序语言风格不一致，有点别扭。我向张先生说了我的感觉，他说：是不一样。你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序么？我说不知道。张先生就说：这是孙犁写的。

“啊？孙犁先生不是说不写序了么？”我有点讶异，就问张先生。

张学新先给我讲那个诗人的情况。张学新也是从晋察冀走出来的戏剧家，任过天津作协秘书长、天津文学研究所所长，所以他比较了解那个诗人。他最后说:《王林选集》编完，他请吕正操将军作序，吕正操说让孙犁写；张学新说孙犁已经声明不再给人作序。吕正操说：“你回去告诉孙犁，就说我让他写的，他写挂我名字不就行了。”这样，孙犁才写了这篇序，只是内容被改很多，才致全序风格不统一。

▲孙犁先生赠予本文作者的题词

孙犁与吕正操将军的革命情谊

1994年春天，天津市先后成立孙犁研究会、梁斌研究会等，我多次到天津参会，遇见石坚先生。石坚也是从晋察冀出来的作家，在冀西山地和日本鬼子打游击时，就认识孙犁。1946年春天，冀中区举办文艺培训班，从延安回来不久的孙犁去讲课，石坚是学员，讲课内容由石坚记录下来，1990年代重新发表。1949年后，他俩又是天津日报社同事，石坚后来任《天津日报》总编辑、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向石坚谈到《王林选集》序言，谈到有人说孙犁不善言谈之事。石坚笑了，说：那是他们不了解孙犁，或者是孙犁不愿意搭理他们。其实，孙犁很善谈，如果不善谈，他怎么讲课？在晋察冀山里他给华北联大学生上课，在冀中区教八中（冀中区第八中学——作者注）语文，在延安鲁艺教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职大学生文学课……谈到文学，他话更多。接着，石坚老人给我讲了一件事。

新时期以后，孙犁尽量推掉社会活动，集中精力写作。无论什么样的人到天津，他都很少去宾馆看望。但在1981年11月下旬，吕正操将军到天津出差，在石坚的陪同下，孙犁就到宾馆看望了将军。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区，黄敬任党委书记，程子华任政委，吕正操任司令员，带领冀中800万军民，与日本鬼子展开殊死战斗，创造了地道战等著名战法。孙犁写了《第一个洞》《藏》等小说，这是最早以文学形式表现地道战的作品。1941年5月，冀中区组织声势浩大的“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从冀西山地回到冀中的孙犁，参加了第二辑的编辑工作，并写了《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孙犁还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在冀中区油印出版。1942年春天，日本鬼子对冀中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吕正操、黄敬他们在紧张的战斗中，扔掉了很多东西，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于1943年在太行山区由华北书店印行一次，书名改作《怎样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多次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印行，书名改作《文艺学习》。1944年夏季，孙犁从晋察冀赴延安，途经晋绥区，已经在此任司令员的吕正操专门派人通知孙犁到他的司令部谈文学。一位闻名的武将，与一位闻名的文人谈文学，似乎让人费解，但明白个中背景，也就不再觉得奇怪了。

石坚告诉我说，他们到迎宾馆一见面，吕正操就问孙犁： “老孙，怎么样？”

“吕司令员”，孙犁还按照老习惯称呼吕正操，“建国后，进天津以来，我一直在天津日报社工作，我已经经历五朝元老了。”孙犁先生伸出右手的五个手指诙谐地说：“他是元老之一”，孙犁又指着石坚说。将军和孙犁、石坚都哈哈大笑。

将军说，看了孙犁在《人民日报》刊登的系列文章，特别是“芸斋杂谈”、“小说杂谈”，篇篇短小精悍，道理却说得明白，观点鲜明犀利，写得大胆有力。吕正操说孙犁可以去文艺单位担任领导工作了。“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他行。”孙犁一边摆手一边赶快否认，同时指了一下石坚。一向谦虚的孙犁又补充说：“司令员，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有点毛病，写不了长的，只能写点短小的，好在还保持着解放区的好传统，不停步，有股冲锋劲。”

将军问起了天津文艺界的情况，孙犁都一一作答。他们谈了一晚上，如果不是吕正操翌日一早要离开天津，看样子还要谈下去。临走，孙犁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重印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送给将军，里面真实记录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活。将军接到孙犁赠书，很小心地收起来，因为那里面有他戎马一生的片段记录。

▲孙犁与本文作者的通信曾刊登在1994年10月1日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上。之后，孙犁在给本文作者的信中专门提及了此事。

孙犁：文学就是写心里的感情

从1985年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到2002年7月7日夜里我最后一次见他（4天后他就去世了），多年忘年交，我基本没有感觉到他的冷漠和不近人情。只是，有的时候他倾听多一些，有时候说得多一些。

1985年7月，我第一次见他时还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虽然他觉得我年龄很小，但他仅坐在破旧藤椅上和我谈话就有二十多分钟。中间他起身给我找书、题字等等，嘴里也没闲着，漫谈文学与人生。我带了录音机，全程录了将近一盘磁带（正反两面）。他和我谈到了《散淡的人》。这个中篇小说的作者是谌容。时下的青年肯定更了解谌容的孩子，他们分别叫梁左、梁天和梁欢。

“段华啊，我最近读了一个好小说，《散淡的人》，对吧？是叫《散淡的人》，谌容写的。你读过了吧？”孙犁先生声音洪亮地问我。

赶巧了，《散淡的人》发表在那年第三期的《收获》杂志上，我恰好刚看完，于是就回答说刚看过，“是写《人到中年》那个谌容吧？”我加了一句。

“对对对”，孙犁说；“她还写了《太子村的秘密》《真真假假》《错错错》，《散淡的人》写得也好，真名士有真东西。”

孙犁这么关注谌容的作品，我没有想到；我老实回答，没看过《真真假假》《错错错》。

“段华啊，（把这些作品）找来看看”，孙犁接着说，“你年龄还小，要多读书，多背诵，多看看。从小要养成良好的心境，要有童心，赤子之心。要想当作家，想要在文学上有点点滴滴成绩，不抱着赤诚的心是不行的。陆文婷（《人到中年》主人公——作者注），她对工作是有赤诚心的，作者没有赤诚心，感情不和她相通，就写不出来陆文婷这个人物。当然，你不一定也要过她那样的苦难生活。”

▲本文作者与孙犁先生合影，摄于一九九四年。

我基本听明白了孙犁先生的意思，他说的那个她，我的理解，既是指谌容，也是指陆文婷——作者和她笔下的人物，都有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

“心内要有思考，要有感情”，孙犁说，“你心内没感情，就没有高兴、激动、痛苦、沉重。文学就是写心里的感情，写郁结，写人生的酸甜苦辣咸。既有理想，也有现实；既有欢笑，也有血泪。读者也会跟着你，感情起伏动荡。当然，你生活里不要有血泪。”

话锋一转，孙犁又说：“《散淡的人》，我读了三个晚上，我本来读书就慢。慢慢读，慢慢体味，享受着阅读的快乐。你看杨子丰（《散淡的人》主人公——作者注），这个人机灵，说话机敏，你说他是悲剧人物，不是；你说他是喜剧人物，也不是，他就是生活中一个普通的人，散淡的人。但他机灵，说话有点哲学意味，其实这就是作者的哲学意味。谌容的意味。我读了三天，琢磨杨子丰的人生哲学嘛意思：其实就是看到了作者的哲学。读完了，我还是思考好久。”

孙犁集中谈谌容这篇小说——一个作家一部不起眼的作品，确实比较少见，但这正是孙犁先生眼光独到的地方。我把录音整理出来，多次研读整理稿。前些年，天津电视台拍摄孙犁先生的专题片，导演马勇找我，要借用录音带。找出录音带，我又听了一遍，心里说不出什么味道——斯时，孙犁先生已经去世好几年。现在，再翻读整理稿，听他的录音，我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激动，但却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与生命同在的感动。那时候我年轻，他能经常和我谈人生、谈文学，我是多么幸运。

当然，说孙犁先生很健谈，也似乎有点绝对。他确实有不健谈、不说话的时候。我说一件事：

孙犁、梁斌、王林，号称“冀中三杰”，他们皆从抗战时期的冀中起步，并最终在文坛各有成就。孙犁作品勿论，梁斌《红旗谱》、王林《十八匹战马》，都可写进文学史。他们在冀中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本来是无话不谈。1975年春天，被扫地出门的孙犁先生从佟楼搬回多伦道寓所，梁斌、王林结伴去看他。劫后相逢，应该要说的话很多。但是，孙犁靠里面朝外坐，梁斌和王林在进门右侧面朝里坐；三个人坐在屋子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望着他，谁都不说话。坐了一上午，梁斌、王林站起来，默默离开了……

作者：段华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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