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音斋文集·诗经卷》邵炳军著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得上海大学邵炳军教授惠寄《德音斋文集·诗经卷》，该书是他本人《诗经》研究学术论文的结集，分量厚重。

邵炳军在《诗经》学方面的成就，我早就有所了解，不过之前更多停留在印象阶段。读《德音斋文集·诗经卷》，我于邵教授的《诗经》学成就有了更深刻的整体认识，同时也勾起我对自己约十年前曾提出的，关于古代文学研究“回归本体”与“当下关怀”这一设想的某些回忆。

目前的学术研究，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讲究“包装”，重视“感觉”，追求“解释”，故而包括观念的回归、文本（原典）的回归和方法的回归等古代文学研究“回归本体”这一话题，便有些显得迂阔而不合时宜。如果将研究视野定位在经学式的文学考据，采用先哲以史证诗、以礼明诗等方法，即如邵炳军清代朴学式的实证考据学研究，将留给人们更深刻的印象。对于面貌相对模糊的先秦文史研究，实证考据性的研究，无疑是合适而又值得信赖的。因为如果单纯取西方纯文学观念读《诗》解《诗》，完全否定经学视野，必然造成脱离历史背景与历史语境的严重缺陷。这一弊端已有所体现，尤其是与当下颇显浮躁的学风，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德音斋文集·诗经卷》上编“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年代研究”“春秋诗歌篇名、作者、诗旨、作时补证”“春秋诗歌系年辑证”“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四组系列论文，是此类“回归本体”性的微观实证文章，且相关考据均能令人信服。这自然与邵炳军下的工夫有极大关系，他的传统小学与文献整理考据根底了得，曾推出《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于先秦文献有深厚积累。同时，这也与邵炳军念念不忘两位业师——学界名家赵逵夫先生与郁贤皓先生的治学方法对他的濡染有很大关系，由此形成邵炳军继承发展的学术个性，在学术研究的开展中自然地流露出来。

显然，单纯的实证考据，如构成一个人学术的全部，自然也有其价值意义，但实证本身，从我个人较多从事的史传散文及相关文学批评的感受来看，我认为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全部目的。文学研究应该有“当下关怀”，即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这本来也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目的之一。这一点，我想邵炳军也有同感，从《德音斋文集·诗经卷》的分编方式，这种用心也十分明显。如果说该著上编收录的四组28篇系列论文以经验实证为主，即指考订和还原文学史实。那么下编“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国风’地域风格与周代文化生态地域性研究”“春秋诗歌叙事传统研究”等三组九篇系列论文，从中则可见邵炳军将文学现象置于政治生态环境中，以进行历史的还原与探讨的用心，即体现出从整体上审视研究对象，让主客体和主客观糅合为一体的“理性思辨”特色。这彰显出了邵炳军一直所恪守的“从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学术研究方法论原则，能给当下的文学创作或文学现象提供间接的启发与借鉴。

《德音斋文集·诗经卷》生动直观地表现出了邵炳军《诗经》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历程，及其《诗经》学方面的学术触角所及。就他本人所倡导的深化《诗经》研究的三大主攻方向而言，十五“国风”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特色研究，与《小雅》《大雅》的作者与作时考证都已有丰硕成果，期待邵炳军在《周颂》《鲁颂》《商颂》与礼乐文化之关系研究这一课题方面能有更大的突破与收获。同时，从书名来看，后期应有其他卷次的推出，期待邵炳军其他方面的学术成果与思想也能越来越多地惠及学林，濡染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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