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0日，范伯群教授在苏州逝世，享年86岁。

■王 尧

从最初的通俗文学资料整理、作家作品论，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再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范先生完成了他在大文学史框架中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三级跳”，成为一代学术大家。

范伯群先生走了，带着他的研究计划和尚未写完的书。

这是不期而至的噩梦。在突然住院之前，范先生和他晚年的每一天一样，读书、写作，和学生聊天。我们也不时在公众号上读到范先生的文章和一些活动的消息。我和范先生最后一次通电话是10月24日。江苏省作协为文学大家拍摄视频，让我联系范先生。先生电话中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晰、宏亮，我们说了拍摄的具体事宜，又聊了学界其他一些事。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聆听先生的声音。前几天，我陪陈思和教授去医院重症病室探视先生时，先生已经完全依靠呼吸机了。他的意识很清醒，眼神和我们相遇。再过几日，我陪苏大前校长朱秀林教授和范培松教授去探视先生时，祥安兄说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义勤兄周末从北京赶到苏州探视他的老师，我们一起走到医院门口，我和义勤兄说，你去吧，我无法再去目睹范先生痛苦的样子，期待能够有奇迹发生。

在范先生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我们成了他的学生。大一时，范先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节课，我喊起立，范先生对同学们说请坐下。他先是用布擦眼镜，然后说：“我的老师周谷城先生给我们讲世界史，周先生第一句话是：世界史不是国别史之相加。套用周先生的话，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是个别作家作品之相加。”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明白先生这番话的深意，多少年以后，想起先生的话，才明白先生说的治文学史的方法。当时，范先生差不多在三个方向开展他的研究，一是作家作品论，先生写的陆文夫论、高晓声论等，和他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作品论一样，是这个领域里的典范之作。那时，范先生常常邀请作家到学校讲座，我曾经在《在台下聆听和张望》中记叙范先生主持的一些讲座。我们这个学科一直和作家保持良好的互动，是从范先生开始的。二是鲁迅研究。范先生和曾华鹏先生合作撰写鲁迅小说新论，范先生定稿一篇，就让我在方格稿子上誊写。我在范先生的手稿中，体会先生的遣词造句。有一次，苏州文联征文比赛，我写了一篇所谓的作家论，在投稿之前我先请范先生帮我看看。过了一天，范先生让我到他办公室，他用红笔在我的稿子上写了很多批注。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范先生说：“不可以用‘独步’这个词来说一个作家在文坛的地位，我觉得形容一个人的成就用词要谨慎。”范先生讲话的口头禅是“我觉得”。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范先生的这句“我觉得”。三是通俗文学研究，当时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就在我们教室的斜对面，下课时跑到教研室门口，看到的差不多都是通俗文学的书。我们读现代文学用的是唐弢先生的教材，关于张恨水的一节就是范先生撰写的——现在想来，这三个领域便是范先生学术的基本脉络。

范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撰写的作家作品论（包括作家评传）是茅盾先生这一代批评家之后的又一高峰。即便是在多少年之后重读他的现代作家作品论，特别是写陆文夫、高晓声的那一批作家作品论，我们仍然会感叹范先生知人论世、宏观着眼、微观落笔的高超之处。范先生行文很少征引什么理论，他的思想、方法内在于作家和文本的分析之中。在这些作家作品论中，范先生总是在文本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阐释作品的意义，分析作家的心路历程。这样一种将文本与语境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范先生的作家作品论中已经很成熟。范先生讲授现代作家作品，是名副其实的文本细读。在讲《孔乙己》时，范先生讲长衫，讲“排出几文钱”的“排”字，讲孔乙己被打断腿后爬到咸亨酒店的过渡细节的省略。后来，我在学院主持余华的讲座，余华也提到小说中过渡细节省略的问题，他由此说鲁迅是伟大的小说家。现在我们特别看重范先生作为文学史家的意义，这是对的，但不能忽视范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从最初的通俗文学资料整理、作家作品论，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再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范先生完成了他在大文学史框架中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三级跳”，成为一代学术大家。如果从1984年出版鸳鸯蝴蝶派资料算起，范先生差不多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不仅开辟和深化了通俗文学研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这是近四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浓墨重彩。由“纯文学”而“通俗文学”，由“雅文学”而“俗文学”，再消弥雅俗之间的鸿沟，从而让现代文学史“双翼齐飞”，范先生在研究对象、方法、思想等诸多方面完成了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在现代学术史上，雅与俗的问题一直缠绕着众多学者，即便是在看似消除了雅与俗的对立时，思想深处的雅俗对立并没有消除。在这个意义上，范先生所做的学术工作是历史性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后，范先生的学术地位已经无可撼动。我们都建议他放松，休息，但他仍然怀有更大的学术抱负，他想由通俗文学拓展到通俗文化。范先生评为第一位人文领域的“姑苏文化名家”之后，市里有一点资助经费。范先生约我讨论这个项目的实施，他说他想做一本通俗文化研究。我觉得这一学术工程太浩大了，建议先生不要这么辛苦，是否切口小些。先生觉得此事不能马虎，至少要研究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关系。这个项目是在扬州开题的，范先生说，王尧，你一定要来参加。我在外地出差，飞机到上海，再坐车到扬州，已经是早晨。我到达时，范先生已经在校园散步。那天，很多参与项目的学生从外地来了，先生特别高兴。我回程时，范先生站起来跟我挥手，动作迟缓。我第一次觉得范先生老了，又想起先生在课堂上讲朱自清《背影》的情形和声音。

在《范伯群学术论著自选集》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表达过我对先生的理解。我觉得在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之外，范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教育家。范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由先生开始，我们的中文学科专业完成了从单一师范到综合性大学的转型。范先生对大学、学科有独特的理解，是一个懂得如何办大学、如何发展学科专业的教育家。在范先生任系主任期间，中文系的科学研究开始兴盛，并蔚然成风。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城和校园，我们和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广泛的学术联系。在当时的民间，范先生是出任苏州大学校长呼声最高的人选之一。在钱仲联先生之后，范先生申请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点。先生培养了一大批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的骨干，近几年，他的心思又放在如何培养学生的学生方面。他跟我说，做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研究就是要带出一批第三代来。

范先生那一代学者是在众多名师的哺育下成长的，周谷城、郭绍虞、贾植芳等我们所敬仰的那些大家，是范先生的老师。余生也晚，所幸，我们成了范先生的学生。我们像范先生看他的老师一样看范先生，也用这样的目光，送范先生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