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服》

［美］菲利普-博比特著

杨立峰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蒋狄青

小时候看安徒生童话，读到国王走在路上卖力地向人群展示衣服美丽的时候，不觉好笑，长大后却越来越好奇，国王既然天命所眷，何必辛辛苦苦献媚大众？为什么同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国王会和中国传统帝王那种微服私访、深宫密谋的做法截然不同呢？后来学习政治学，才发现安徒生笔下的国王既不是中国专制君主，也非欧洲中世纪国王，而是十七、十八世纪后逐渐产生的新型国王。这种国王可不是靠血统和封建关系支持，他是靠自身禀赋、技艺和其他制度获得认可的。最早预见到这种新型国王的是马基雅维利。他在《论李维》和《君主论》中阐述了即将到来的新政体，其思想的突破性和理论创新可谓石破天惊，开启了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从应然向实然的转型。美国知名政治学者菲利普-博比特教授的新作《朝服》就是细致地描述和解释了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专著。

长久以来，有关马基雅维利的解读各式各样，学者们各执一词。大多数世人是透过篇幅简短的《君主论》一书来了解其思想的，很容易视之为醉心于阴谋诡计、货与帝王家以求高位的权谋者。这些权谋摆不上台面，与当时天主教宣扬的美德背道而驰，也与人文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想格格不入，所以，在天主教眼中他是魔鬼，在莎士比亚喜剧中，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恶棍，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他是尘世的撒旦。不过，只要读者稍有耐心，细品读他的《论李维》，便会发现他并非满口权谋之术，他大谈特谈罗马公民道德和共和国所孕育的德性（virtue），曼斯菲尔德等誉之为现代共和主义思想前驱亦不为过。如果他一心一意逢君之恶，为什么会南辕北辙般赞誉共和制的优越性呢？不仅如此，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是马基雅维利著作的主题之一，其与德性的关系玄妙深奥，引发后世斯特劳斯等大家深入挖掘。总之，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呈现了多面性和深刻性，用中国读者熟悉的话来思考，马基雅维利究竟是意大利的韩非子，还是更近似于写出同样政鉴体著作《读通鉴论》的王夫之？抑或是预测政体发展著书《周易》的周文王？这种多面性是否反映了马基雅维利复杂思想的内在矛盾？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他呢？

长久以来，学者多是从一个角度来考察，大家各执一端，犹如瞎子摸象。但是，美国知名学者菲利普-博比特的力作《朝服》却大异其趣。他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看起来繁杂甚至矛盾，但究其本质，都是在讨论思考近代宪政如何可能的问题，衍生出来的则是民族国家建构、常备官僚和军队组织等问题。无论是《君主论》还是《论李维》其实都是“深刻讨论现代宪政的巨著”，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冷酷无情的计谋则是在非常时期达到宪政的手段，而非宪政本身。马基雅维利热切地上书给弗罗伦萨统治者美弟奇家族，绝非李斯谏议《逐客书》一般期望君主成就秦始皇那样大一统专制帝王。相反，他“对君主的建议不是关于如何为了君主自身的目的来表现他自己，而是关于如何使所有其他行事规则从属于服务国家”。换言之，马基雅维利目的是要把礼崩乐坏时代的僭主变成现代立宪君主，从而使其获得合法性。博比特进一步指出，后人之所以出现多种解读，根本原因是研究者们忽略了其所处的时代情况，误解了他的写作动机。博比特在《朝服》的第一卷和第四卷细致描绘了相关历史背景。当时，欧洲大陆封建王朝正在衰退，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老旧的封建王国君主虽然有着中古时代的神圣性，却因农业经济而实力纤弱。意大利北部城邦恰恰相反，工商发达，富甲欧洲。可是，这些城邦的统治者却是不具合法性的僭主，面对幅员辽阔的欧洲大陆封建国军队，他们宁可招募雇佣兵，也不敢动员民众抵抗，尤其害怕出现功高震主的将领。结果，朝秦暮楚的雇佣兵常常导演开门揖盗的把戏，富饶的亚平宁半岛城邦成了待宰的肥羊。马基雅维利的祖国弗罗伦萨就轮番受到法国、神圣罗马帝国等的蹂躏。类似靖康惨祸的屈辱反复拷问作为外交官和政治家的马基雅维利：难道那些僭主就注定无法获得合法性？难道弗罗伦萨的命运就是被北方蛮族一再劫掠而无能为力？这些问题促使马基雅维利深入思考“法律与战争之间的基本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突破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体研究的传统，一步步揭示出“现代国家的特征”。饱经世故的马基雅维利是从现实出发来思考问题的。痛定思痛，他主张国家防卫应该依靠应征入伍的民兵，即后世的由公民自愿入伍组成的国民军。这个主张就军事技术而言是适逢其时。其时，冷兵器正逐渐落幕，数量充足的步兵加上火器就可以打败之前无敌的骑兵。所向披靡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欧的连连惨败就是明证。但是组织强大的国民军谈何容易，统治者如何组织公民组成军队？如何保持公民的忠诚甚至献身国家？国家要为他们的牺牲构造什么样的意义、赋予走上前线的士兵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意义和权利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法律来实现的？要装备和报酬这些公民军队，需要什么样的财政制度？对此，马基雅维利首先要求君主熟悉军事技艺。但是，军事技艺仅仅是僭主政权巩固的必要条件，他如何获得民众认可及服从才是关键。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民众，不是那些靠“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一类犬牙交错的封建依附契约维系的封建等级农奴，也不是泛指基督教会的教民，而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身份近乎平等、从事工商等各种行业的自由人。要动员这些人，君主需要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技艺。他必须要竭尽所能让这些人信服他在处处维护他们利益的：他要走出深宫，走向民众，要学会和大众分享他美好的一面，要鼓励更多民众观看他的新装，以他的新装为荣，要把基督教变成市民宗教，要保持财政节俭同时又要不停施以小惠，为了共同体利益，君主可以兵戎相见，可以背信弃义毁约等等。除了这些技艺，马基雅维利指出君主还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保障民众利益，包括婚姻权、财产权、被选举权和劳动成果享有权等等。显然，马基雅维利的视角已经超越传统基督教教义和古典道德哲学，他所思考的君主国既不是教皇治下的大共同体的一部分，也非王公贵族的封地基础上庄园似的小封建共同体，它是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特征的新政治实体：多元的混合政体，拥有相当的主权，管辖一定疆域，维护疆域内的共同体。在第三卷，博比特详细阐述了马基雅维利的命运观。相比同代人，他摆脱了基督教的命定论或者东方的循环论，有着事在人为的信念。特别是，他强调了政体和命运的关系。通过对于李维的罗马历史解读，他指出性格即命运对于个人或者君主国而言或许适合，但是对于共和国未必如此。因为共和政体有形形色色的公民，能够比君主更好的顺应时局，有着更强盛的活力，从而具有更长久的好运。

相比于其他研究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著作，博比特的《朝服》篇幅要短小得多，全书才两百多页。不过，他却把马基雅维利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秩序、德性、命运、法律和政体等看似深刻而繁杂的思想用一种内在逻辑串联起来，令读者有读透马基雅维利深邃眼神之感。博比特的独特解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研究方法和他的个人经历。传统思想史研究方法无非是通览有关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著作，然后前后古今细细考据，从文献中发掘微言大义，成一家之言；博比特却是更多受到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的影响。他把马基雅维利文本置于当时语境和社会环境中来考察其思想背后情感、动机以及思想发展的逻辑。此外，他本人不完全是个学究，而是个有过政治历练的学者。他是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亲戚，孩童时候的假期就住在白宫，得天独厚的背景使得他名校毕业后曾经从事外交和政治工作，所以，他比旁人更能体会马基雅维利的处境和心态。总之，博比特的《朝服》说不上浓彩重墨的巨著，却是一幅马基雅维利思想史素描，简单而深刻有力，是想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最好的入门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