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准驻美大使胡适辞职，以魏道明继任。胡适从抗战初期赴美，直至大使卸任，前后将近五年，他的使命终于达到。9月18日，他离开华盛顿，移住纽约。胡颂平后来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

 

他一方面仍留心世局的演变，一方面做他研究的工作，他希望能有二十年的岁月得专心于思想史的研究。

 

这时，他正当五十二岁的盛年，是学者一生的黄金时期。

 

10月，他用英文撰写了《中国思想史纲要》一文，载当月出版的《亚细亚杂志》第四十二卷第十期；冷观的中译稿载翌年2月16日重庆出版的《读者通讯》半月刊六十期。

 

同年11月29日，胡适回复王重民（当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信：

 

有三兄：

 

昨函谅悉，顷又想起两件事：

 

1.我现在开始写汉代思想，必须常备的书，我都没有。所以我想向国会图书馆借下列各书：

 

（1）《全两汉文》（严可均）

 

（2）《全三国文》（严可均）

 

（3）潮州郑氏刻的《龙溪精舍丛书》全部

 

（4）如有巾箱本的《汉魏丛书》，亦想借一部。

 

2.我想在短时期中重读《道藏》一遍，预备把我的《道教史》写出来，先做长编，次摘要做我的《思想史》的一部分。最可惜的是去年我不曾托你代我买一部《道藏》来。《道藏》，哈佛、哥大均有，国会也有，我预备先在哥大借读。如兄见有近代学者读《道藏》或研究《道藏》的文字（例如《聚德堂丛书》的《长春道教源流［考］》），乞便中代为记出一个目录，以便检阅。

 

这是他在驻美大使卸任以后，除继续关心抗战形势和世界局势之外，最轻松、最闲暇，精神最集中，精力最旺盛，订了大计划，雄心勃勃地要完成他的《中国思想史》的预备时期。

 

2月16日，他又致信王重民：

 

……但《聚德堂丛书》内有陈教友之《长春道教源流考》可算是很好的一部书。

 

这是因为长春道教起源于近世，史料比较容易收集，又因为当金元间大变乱之时，蒙古人虽残暴惨酷，而颇尊礼道士，故士大夫阶级（尤其是遗老遗民）颇得其庇护，故教门碑版文字颇有大手笔的文章，容易保存。

 

……

 

国会图书馆若有石印本的《皇清经解》，如能借一部供随时翻检，那就是最感激的了（《续经解》似无石印本？馆中如有便于携带的浙局刻《二十二子》，我也想借一部，因为弄古代和中古，子书似乎少不了，正和经书一样。）

 

《黄氏逸书考》已在哥大借得一部，现拟细读其中《纬书》钩沉，与《玉函山房》对勘，用平心静气研究这一大组史料，做一篇平允的估价。

 

周予同兄的《经学史》与《经今古文学》，如馆中有可借之本，也望借观。

 

这几个月中，重读《两汉书》，用王氏补注作底子，颇有所得。这个月想开始写定我的《中国思想史》的第一期（两汉、三国）了。

 

……

 

你若知道华府有中国朋友带有中国旧书而愿意出让出卖，无论大部小部，我都愿意考虑收买。版本不必考究，（如《四部备要》，或商务的《国学基本丛书》一类的零种，或全部，我都愿意收买。若有《四部丛刊》零种，更好了。）价钱也不妨稍高，因为我总觉得用公家的书不好随笔标记、校勘，或注释，总感觉甚不方便。（我常想，若没有前年你代我买来的那些中国书，岂不真成了没有棒弄的猢狲了吗？）我们自己能用书的人，本子稍“摩登”或稍“麻沙”，都不妨事，不至于大上当。此事乞老兄与吴、傅、房诸兄代我留意。

 

馆中若有苏舆的《春秋繁露》，也望借用。

 

同年3月30日，致王重民信又说到聚书借书之事：

 

近日向旧金山的服务公司（Service Supply Co.）买了一批存书，有《百子全书》，有《群书拾补》（居然是蜚英馆石印卢刻原本），有《宋元学案》，有《明儒学案》，有欧、三苏、韩、王荆公、王阳明、陆象 山的全集，其中欧集竟是百五十三卷本；又买得中华的《辞海》，此是我的买书计划的一部分成功。

 

馆中如有下列各书，乞邮寄或托便人带下借我：

 

沈钦韩：《汉书疏证》三十六卷

 

《后汉书疏证》三十卷

 

惠栋：《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

 

4月5日早晨，他收到王重民从华盛顿寄来的书，当即复信道谢，又说：

 

我为将来计算，颇想收集宋元明清思想史料书，如宋学之《二程全书》《朱子语类》《朱子遗训》（吕氏天盖楼刻本，后来翻本多出于此）、《朱子四书或问》《明儒学案》（最佳者为莫氏刻本）、《颜李全书》（徐世昌排印本） ……一类的书。《李杜诗集》等书，虽有佳本，只好“目不斜视”了！（钱大昕、赵翼、王夫之、黄宗羲一类的集子有关思想史，当然视为例外。）

 

4月8日夜，他又在信中告诉王重民：

 

今有一件大喜事可以报告馆中诸友。我上周写信给赵元任兄，说Cambridge（程案：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一地有三部《四部丛刊》，未免太多了。我想出一千元美金，买他自己的一部道林纸的《四部丛刊》，其中关于语音学的书，如《说文》《方言》等，他仍可留下自用。他今天来信说，他愿意把全书让给我。《方言》等书，他另有别种本子，亦不必留下。

 

我有了这部大丛书，我的书问题可以解决大半部分了！以后所要的书，只是《道藏》《释藏》、宋元理学书、明清思想家书为大宗了。这真是一大幸事，所以我要你们几位好朋友知道！

 

1943年自春徂秋，胡王之间的书信往来频且密，有时竟至一天一封！都是关于借书、寄书及《两汉》学术校勘考证的文字，亦有数千字的长信长文。王重民在11月5日的一封信，导致了胡适后二十年学术方向的完全改变：

 

适之先生道鉴：

 

上周遇到一部校本《水经注》，斐云说是蒋光煦临写赵琦美、何义门、孙潜夫三家的校本。因为校《水经》的赵戴、全赵两公案，百年以来，犹在讨论，所以把旧说检阅一次，看和此校本有无关系。初拟写三四百字，后来随查随写，费了七八天的时间，竟写了五六千字。这是编善本以来，第一篇费气力的提要。唯格于旧作成例，没有用新方式去写作，所以未能十分清晰。将来再加修改，拟题为《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赵戴全赵两公案》。

 

昨天刚写完，今天又留一副稿，邮上，敬请教诲！

 

……

 

后学　王重民敬上

 

十一月五日

 

胡适自大使卸任仅仅一年，就基本上完成了文献蒐集的“备料”繁杂工作，已然进入了撰写思想史的最利时期和最佳状态；这封信一来，竟意想不到地将他导向《水经注》疑案连绵不绝的校勘、考证、审判的长流之中——这有如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黄河改道”！

 

自此以后，他就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搜求《水经注》的各种版本和各家手稿题跋，经过精细审读，写成笔记。直到1946年6月初从美国动身回国，这件事还在孜孜矻矻地进行。6月24日，他在太平洋船上改写1944年的旧稿《〈全氏七校水经注〉辩伪》一文。30日，写了《后记》。7月5日，船到上海。后来胡适回忆说：

 

我为了这个（《水经注》）问题，在外国把所有的材料都翻了，但找到的材料很少。三十五年（1946——程按）回国，想在国内大登广告找材料，所以船到中国，还没有进口，新闻记者乘海关汽艇到了船上问我：“胡先生有什么话说？”我就告诉他们：“这几年干《水经注》这个案子。”我说这个话的目的，是请他们代我登广告。不错，第二天各报都把我的话登出来了。大家便知道胡适之弄《水经注》。所以一到上海，一个朋友把他看到的《水经注》告诉我，那个朋友也把他收藏的《水经注》给我看，问我：“你看过这个本子没有？”很短的时间，全上海收藏的《水经注》，我都看到了。到了北平，也是这样，于是各地的《水经注》都跑到我这里来了……（1952年12月19日在台大文学院讲《水经注考》的记录。）

 

到了1950年3月14日夜，胡适在王重民的原信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重民此信与此文写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程按）十一月，寄到后，我写了长信答他，表示此案并不是“已成定谳”。后来我费了五六年工夫来重审此案，都是重民惹出来的！

 

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民国三十二年11月5日条下记载：

 

先生从今年起开始审查这个一百多年来控诉戴东原偷窃赵东潜《水经注》校本的一桩大案子，费了五六年工夫，用千百个证据来把这个诬告的大案子昭雪了，使全祖望、戴东原、赵东潜都得着一个公平的估价。以后继续审查此案，差不多花了十八九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