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的故事》

王安忆编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心无际

近读王安忆选编的《给孩子的故事》，除了留下深刻印象，还让我产生一种恍惚：这是给孩子的故事，还是给长大的我们的故事？

如果说代沟是大人与孩子因年龄差异而造成的认知差异，那么《给孩子的故事》更像是我们大人与孩子之间特定条件下的“断代史”。用“断代史”虽有不妥之嫌，但我觉得它正好指向我们大人与孩子之间一段被割裂的光阴，以及“光阴里的故事”。

书中选编的故事，明显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大部分篇章的内容似乎盖上了王安忆的年龄印章。作为七零后读者，传统与现代迭加的一代，读这些故事，感觉在窥视比我小时候略远一段时间距离的人与事。对那曾经的碎片记忆，与似是而非的理解，重新显影与解读。如果不是文学爱好者，会否留下往事不可追、人心不古的慨叹与唏嘘？

因为整本书的每篇文章，都让我读到了选编者的潜台词：不要忘记。这句正好回应了该书“序”中的一个观点：“……价值，这是选篇过程中，时不时受困扰的。……我们大人有什么比孩子更优越的认识？……什么样的故事不至于为他们不屑，看轻我们这些大人。”

这种心态造成了该书选编上的一个姿态，让我怀疑的目光盯向“平等”两字。孩子们读了会不会说我们大人以为他们真的“少不更事”。

选的过程，对于选编者来说，是一种回归、返观、备忘；对于孩子，则是通向远方的渠道，还是一种“补课”。但这里有个问题，作为受众的孩子，会如何解读，如何取舍？

汪曾祺的《黄油烙饼》：“他们开会。”“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他们是干部。”“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在那个贫穷年代，温饱是所有人的大事，吃黄油烙饼是件奢侈的事情。但这对于现今的九零、零零后而言未必能理解，因为现今的黄油饼子是很多饭店常见的点心。时代的不同，对于某一代人的刻骨铭心，可能是另一代人的一笑而过。

我曾想把张洁《捡麦穗》中一句话作为本文题目：“我要备嫁妆哩。”如果把步入社会成人比作出嫁，那么孩子的嫁妆该如何备？也就是给孩子讲什么故事，就成了一个责任与拷问。梁启超说：“少年人常思将来。”这是目标。目标需要动力和积淀，那是源于骨子里的东西，是父辈某一方面的染色体、精神DNA。在他们眼里，这是孩子应该有的认知，一种可以奔向远方的干粮。

现实如何呢？已经不是“篱笆、女人、狗”那个时代了，如今的孩子更多是在学习之余，进入更大的游戏场，到处是诱惑。对孩子如此，对大人也一样，诱惑没减少，手机成了家庭的“第三者”。

想再看到曹文轩《小尾巴》中的镜头，已属稀罕。久已适应了这种缠人的习惯，猛一分开，会感受到文中妈妈同样的感觉：天很大，地很大，河很大，树很大，心空空的，一路上只有寂寞跟着。这种“空空”，源自文中珍珍的长大与独立。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被这种“空”所偷袭的我们——父母，在失去“珍珍”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个时代。

当我们以一种责任的眼光与情感去关注这个“空”产生的群体——孩子与父母时，一个难以躲避的问题随之袭来——谁改变了我们？是这时代前进的脚步，还是孩子自然成长中必经的分娩之痛？抑或我们习惯了的，那种我们认为的自然与正确；或者是无对无错的一种常态的失去？

“少年人常思将来”的前一句是“老年人常思既往”，在今天依然适用，并且点中了年龄给人留下的思想痕迹中最滞后的东西。恕我大胆，如果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仿佛侦探破解了一个谜案，直指藏在人群中的那个凶手，而他可能是遗失在生活中某个角落里的某个身影或者自己的化身。

真正能让我不因年龄增长而可以与主人公合体的，是东西写的《你知不知道她有多美》中的那个“我”。因为他真实地还原纪录了那懵懂年龄中“我”对异性的真挚与真诚的感觉。

“我多么希望青葵姐还活着就赤身裸体地站在人群中。我是多么想看一次她的裸体。你想想，太阳照着整个飞机场的裸体那会有多壮观。那都是活活的生命呀！半夜里为了逃命，他们根本没顾得上穿。后来有人告诉我，发生地震时凡是顾着穿衣服的，基本上都没跑出来。”

不知道孩子们会怎样解读这段文字。七零后的我，看到的是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与残酷。在逃离死亡的路上，一次重生的洗礼。人们身躯的裸体寓示着心灵的救赎。读之，仿佛就是读自己。对于如今被多种信息包围与诱惑的孩子，这份圣洁的纯真，是否可以挽回？我不敢说。但我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了青春期教育，打破语言与心理禁忌，去寻觅更远处的美好。

“我要的是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这是王安忆的初心之一。但我依然有些固执地认为，《给孩子的故事》属于孩子，又疑似给大人的故事。话又说回来，大人何尝不是特定环境下的孩子？

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去。故事在变也未变，“故事是生活的比喻”，总有一些东西会突破时间的重围，展现它超越光阴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