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铁皮鼓》剧照

德语作家君特·格拉斯

《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德]赫尔穆特·伯蒂格著张晏马剑译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冯亚琳

提起当代德语作家，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莫过于君特·格拉斯了。究其原因，除了他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之外，他也是近二十多年来国内译介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而他的成名作《铁皮鼓》一经胡其鼎先生译出便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与此同时，国内外国文学界对君特·格拉斯的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参与者横跨越老、中、青三代。2015年，这位德语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谢世之后，人们对他的关注由纯文学研究不断扩展到对一个文化名人甚至文化现象的意义和影响的研究。只不过，纵观国内对格拉斯的接受，所有的研究和介绍都多多少少忽略了格拉斯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事实，那便是他与“四七社”之间长达十多年的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所谓“四七社”，指的是二战结束后不久在德国西部的美、英、法占领区成立的一个结构松散的文学社团。1947年9月，战后的德国还是一片废墟，在左派作家汉斯·维尔纳·里希特的召集下，十二位当时并不知名的作家几经周折，来到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巴恩瓦特湖畔一位女作家的家里聚会，他们朗读自己的新作，讨论大家关心的现实主义新文学问题。虽然条件艰苦，但聚会还是取得很大的成功，于是人们决定同年11月在乌尔姆市郊区再聚会一次。此后，这种集会形式便被固定下来，起先是半年一次，后来改为一年一次。经过媒体的报道，这一聚会后来被冠以“四七社”之名得以传播。由此可见，“四七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团组织，而是一个“文学论坛”。它结构松散，既没有纲领，也没有固定的成员，更没有组织建构意义上的领导。然而，让所有参与者都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个既有诗人和作家、又有评论家和出版商参加的文学聚会却开创了一种德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少有的文学与媒体以及市场之间的互动形式。从1947年成立到1967年解散，整整二十年间，德国国内有关它的争议不断，但其影响同时也在不断扩大，一度几乎成了包括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在内的德语国家文学生活中的唯一大事。加上里希特从一开始就坚持邀请民主德国的作家，并争取到来自莱比锡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汉斯·迈尔的加盟，使得“四七社”得以突破冷战壁垒，实现了东、西两德之间具有实质意义的文化交往活动。

君特·格拉斯本人1955年第一次出现在“四七社”的聚会上。最初的几年，他参与讨论，也朗诵过他的一些诗歌，虽然获得好评，并像格拉斯自己日后回忆的那样，幸运地获得了出版商的青睐，但并没有大的突破。由于形象邋遢，这位当时“像狗一样穷的”(赫尔穆特·伯蒂格：《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东方出版中心2017，第210页。以下引用该书将仅给出页码)　年轻版画家和诗人最初还差一点被主持人里希特从会场上赶出去。1958年，格拉斯在“四七社”聚会上的再次登台亮相却彻底改变了这种不温不火的状况，一下子成为了“四七社”的中心人物。而他这一次朗读的，正是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中的几个章节。里希特后来这样回忆道：“然后君特·格拉斯就开始朗读了。我并没有期待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希望听到我已经了解的：一个有才华的人展现出的原始的语言天赋，他早就向文学批评界证明了这一点。在他朗读之前我曾经问过他：‘你要读什么？’我想知道是为了便于安排时间。他回答：‘读一部长篇小说。’我很惊讶他居然在写长篇小说。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位诗人，要么就是一位剧作家。不过就在他读完开头的几句话之后，整个大厅里的人就像遭了电击。这正是后来的《铁皮鼓》的第一章。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停止了做笔记，有几个人张大着嘴巴在听，约阿希姆·凯泽微笑着把脑袋轻轻地晃来晃去。”里希特预言：“我知道，这将是‘四七社’一个巨大成就的开始。”(第213页)

日后的岁月证明，里希特关于格拉斯的这次朗读“将是‘四七社’一个巨大成就的开始”的预言不仅得以实现，而且它在很多层面上开启了德国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小说《铁皮鼓》中表现出的嬉笑怒骂、幽默活泼的语言风格以及不循常规的叙述方式如同一声“惊雷”(第215页)，打破了阿登纳时代沉闷保守气氛。小说中，幻想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更加凸现出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严酷的现状，既动人心魄，也引人深思。按照《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　的作者伯蒂格的说法，格拉斯的“散文中充满乐趣，不知节制的语言暴力，在猪头肉皮冻、鳗鱼和性器官里翻找，透露出一种狂热的、肉欲的热情———这在1958年起到了一种解放的作用。”(第215页)这一切，让格拉斯一夜之间成为“四七社”里最有权威的明星，同时也成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德国文学象征性的人物之一。

1959年，德国书展上一下子展出了格拉斯的《铁皮鼓》、海因里希·伯尔的　《九点半钟的台球》以及乌韦·约翰逊的《关于雅各布的种种揣测》。而这三部小说均是在“四七社”的聚会上被推出的。事实上，除格拉斯外，伯尔、约翰逊，还有之前就因诗歌《盘点》而影响巨大的德国战后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君特·艾希，光彩照人、一度成为媒体宠儿的奥地利女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以及至今仍活跃在德国文坛上的马丁·瓦尔泽等二十世纪德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无一不是从“四七社”出发的。就君特·格拉斯而言，如果说他所获得的声誉应该感谢为他提供了平台的“四七社”的话，那么，反过来，格拉斯1958年轰动性的登台使得“四七社”在其成立十年之后终于迎来它光辉灿烂的时光：虽然“四七社”的自我定位仍旧是一个作家们朗读和讨论自己作品的地方，但舆论与公众俨然已经把它视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第219页)。“四七社文学奖”由此成了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不仅想来参会的作家越来越多，而且出版商、文学批评家和学者也纷纷而至。应当说，人们几乎无一不是带着挖掘天才的心态来到“四七社”的聚会上，这让此时的“四七社”俨然成为了一个文学集市。瓦尔特·哈森克莱瓦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与会者中仅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作家。”而另外的百分之八十，则是“出版商、编辑、评论家、解说员、大学教授以及文学爱好者”。(第220页)由此可见，以《铁皮鼓》为标志性事件的文学市场化趋势此时已经势不可挡。

与文学市场化趋势平行出现的，是文学评论日渐重要的地位。“四七社”的精神领袖里希特从一开始就视文学批评为一种“关键性的力量”，认为它无论是对于民主教育，还是对于形成一种新的文学都具有“根本的社会意义”。(第265页)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激烈的争论和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受到鼓励并逐渐成为“四七社”聚会的特点。这种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和即将成为重要的文学评论家纷纷登台亮相：瓦尔特·延斯和瓦尔特·赫勒雷尔是最早加入“四七社”的评论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从1958年开始出席“四七社”的聚会，来自民主德国的汉斯·迈尔1959年到会。每当作家的作品朗读结束时，里希特总有一句仪式性的主持语“好，我们开始评论吧!”随之，“坐在第一排的这些主角们，这些重要的评论家，就会按照顺序开始发言，点评那些最精彩的地方、致命的错误，发表他们的想法。”(第247页)“四七社”正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对话机制。与传统的书面评论不同，“四七社”开启的是以作家和评论家面对面进行口头讨论为先决条件的评论方式。而这一点，恰恰顺应了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发展的特点，因此迅速得以推广。不言而喻，由此产生的评论家的话语权和权威地位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快一部作品的传播，但同时也有可能会对新生代作家带来致命打击。“四七社”论坛机制造就的这种评论家与作者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即使在“四七社”解散之后仍然长期存在。

君特·格拉斯和后来被称为“文学教皇”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恩恩怨怨，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如今两位当事人虽均已作古，但令人惊讶地是，他们所代表的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迄今仍旧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

“四七社”1947年成立，五十年代末达到它最辉煌的时期，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以彼得·汉德克为代表的年轻作家以一种反叛甚至挑衅的姿态登上“四七社”的讲台，而1967年在普尔弗缪勒举行的会议更是受到学生的攻击，甚至有一部分作家也加入了左翼激进分子的队伍，这让里希特深感震动甚至愤怒。在“文学已经死亡”的口号的冲击下，“四七社”从此基本上停止活动。1977年，“四七社”在萨尔高举行了成立三十周年庆典大会，在这次庆典上，里希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宣布了“四七社”的解散，他说：“我们到达了终点，那又如何。我该说些什么呢？我想说谢谢。我说不出什么。好吧，结束了，我们结束了。”

由此可以说，“四七社”实质存在的时间不过二十年，这期间作家们来来往往，犹如流水的兵。到了后期，伯尔等早期出名的作家已经不再参加活动。可君特·格拉斯却一直忠实地追随着里希特。其间，他本人的文学创作也曾经历过一个政治化的阶段。尤其是六十年代初，在他全力为维利·勃兰特的竞选四处奔波、发表演说的时候，文学和政治之间已经界限模糊了。这一倾向给他这一时期的两部小说，即《局部麻醉》和　《蜗牛日记》　打下了明显的印记。直到1977年，格拉斯才重新与“现实政治”拉开了距离，转而将目光投向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投向历史发展的深处：男性统治的腥风血雨，女性的受压迫，核危机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以及第三世界的饥荒等。在“四七社”最后一次聚会上，格拉斯朗读了他已经发表的小说　《比目鱼》　中的片段，另有三位评论家也朗读了他们已经发表的有关《比目鱼》的书评。这让“四七社”在它即将谢幕的时候又一次光芒闪现，而格拉斯和伯尔联合捐赠的最后一个“四七社文学奖”更是意义非凡。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四七社”在它还没有成为历史之前就已经成了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显然与格拉斯密切相关。格拉斯传记作者克络迪娅·迈尔-伊万斯蒂曾说：“‘四七社’对于格拉斯的成长的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而格拉斯本人后来在各种场合也都讲过他是自学成才。对于并非专业作家出身的他而言，“四七社”不仅是一个演练平台，更是一所学校。而他一直严肃对待并奉其为自己文学创作重要原则的，则是“四七社”体现的工匠精神。除此之外，他在这里“结识了最好的朋友”，其中包括英格博格·巴赫曼、彼得·吕姆柯尔夫、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等，而他与里希特的忘年交在德语文学界更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1979年，在“四七社”解散两年之后，格拉斯为了向里希特致敬，写了一部以古喻今的小说　《相聚在特尔格特》　作为里希特七十岁的生日礼物。小说的历史背景虽然被放在了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情节也纯属虚构，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克隆原型”的“四七社”在此业已变成了文学。

伯蒂格认为：“四七社”留给后人的，是文学活动的“事件化”。从1947年到1967年，“四七社”的文学聚会是德国最受瞩目的文学公众活动，其它文学机构难以忘其项背。如果说当时全国上下对文学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四七社”聚会的那几天的话，到如今，人们对文学的热情则洒落到了每一天、每一处：在德国电视二台的“文学四重奏”节目中，在“巴赫曼文学竞赛”活动中，在科隆文学节熙熙攘攘的市场上，在埃尔朗根诗歌节上，在不计其数的作家朗读会上，尤其也在格拉斯1983年设立的集朗读和点评为一身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文学奖”评审会上，都隐隐闪烁着“四七社”的精神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