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戏曲史》

郭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阙真

《杭州戏曲史》是郭梅女士多年从事戏曲研究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可以说是对杭州古典戏曲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细致的发展性拓展。它大大提升了戏曲这一文学样式在杭州文学中的地位，将之从传统意义的俗文学提升至古典文学艺术的范畴。全书共八章，以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为轴线，旁征博引历代相关资料，耐心详实考察杭州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的曲折过程，从而描绘出其发展脉络，对杭州戏曲特有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研究和阐述。其材料丰富，治学严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戏曲是世界戏剧之林中的一株常青树，其以综合性、虚拟性、程式化等特点，赢得全世界艺术家和普通百姓的盛赞。中国古代社会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非常注重政治教化。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戏曲的教化功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戏曲：“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将戏曲功能概括为“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戏曲形式出现以来，杭州戏曲逐渐成为杭州百姓思想观念和人生感悟的一个重要载体，它以精致的形态、精美的唱词、精彩的表演，保存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典型特征。

浙江堪称戏曲之邦，而杭州当之无愧是浙江最重要的戏曲艺术城市，在浙江戏曲史乃至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郭梅对杭州戏曲可谓情有独钟，因而对每一个朝代的杭州戏曲都特别关注。在她看来，明清两代，杭州一直是昆曲演出的重要城市，出现了高濂、洪昇等诸多本土曲家，以及《西园记》《红梅记》《琥珀匙》《占花魁》《雷峰塔》等杭州的“本土剧目”。花雅之争后，地方戏全面繁盛，杭州戏曲亦呈现出近现代化的面貌。以杭州城区为代表的旧杭州府一带流行的苏昆与临近金华的原严州府流行的金昆，这一时期都开始逐渐走向衰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创造了《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奇迹，杭州昆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越剧为代表的地方戏在杭州也蓬勃发展起来。浙江越剧院、杭州越剧院等院团上演了大量剧目。尤其在新时期，以顾锡东等为代表的剧作家和以茅威涛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演员们推出了新的一批符合时代特色的剧目，在全国影响巨大。与此同时，京剧、杭剧等剧种也随着时代的起伏有了新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杭州的各个剧团各具特色，如浙江越剧团的男女合演便在同剧种剧团中独树一帜。所以，各剧团的团史也成为杭州戏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郭梅的文字表达中，读者不难发现：杭州是一座促使中国戏曲艺术由小至大，由弱变强，茁壮成长，快速发展，生生不息的古老城市。自戏曲诞生以来，杭州涌现了一批又一批驰名的作家、作品、演员、戏曲班社和理论专著，在一些重要的阶段或一些重要环节上，不时影响着全省乃至全国戏曲的发展，为中国戏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阅读这部地方戏曲史，读者可以再一次感受到戏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因为欣赏的角度可以多种多样，分析的视角可以千变万化，饱含的情感可以丰富多彩。在郭梅的文字回顾中，读者既可以欣赏剧本文学之美妙，又可以揣摩唱腔技艺之神奇，同时还可以想象表演艺术之精湛。并且，杭州戏曲剧目繁多，风格迥异。或高亢激昂、跌宕起伏，或低回婉转、缠绵悱恻；或淳朴俚俗、下里巴人，或精致高雅、阳春白雪。有的演绎家国兴亡、历史盛衰，有的展现儿女情长、家长里短。总之，郭梅笔下的杭州戏曲，各显其通，各善其妙，各展其风，各尽其能，不仅满足了杭州不同层次观众的欣赏需求，还辐射浙江，影响全国，走向世界。

郭梅对杭州戏曲的认识，不仅仅透过文本和历史加以窥探，同时还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进行深究。书中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从古今材料中来，绝无空洞乏味的议论，有的是那种穷究材料的实证精神和对杭州戏曲的满腔热情。遇见绝妙好词，她不禁拍案叫绝，为之所动；遇见戏曲大家，她不吝击节赞叹，为之振奋；遇见精彩故事，她不惜大书特书，喜出望外。每一个时期，杭州戏曲都带给她不同的惊喜。因此，与其说作者在回顾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在欣赏杭州戏曲带来的美妙礼物。文中搜集的条条材料被她当作件件珍宝。所以，当她娓娓道来时如数家珍，举重若轻。

众所周知，文学史的常规写作多侧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对于作家的生平书写详尽，对于代表作品分析入微，这虽无可厚非，但是从非学者人群的阅读快感而言，会略显枯燥。郭梅若是以这样的写作模式之于戏曲史，固然可以且顺理成章，然而为了让这部书更具可读性，更易于让各类戏曲爱好者接受，心思细腻的她在写作语言和谋篇布局上都下了一番功夫。当然，作者的眼光和着力点依旧立足于戏曲本体，但是她在关注着这一本体的同时，字里行间总是有意无意地补充着杭州戏曲的“闪光点”。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也往往可以跟随作者的文字感受到杭州戏曲的无穷魅力。剧种兴，文字就变得得意洋洋、气势磅礴；剧种衰，文字就显得惋惜失落、黯然神伤。声腔的衍化，是戏曲发展的外在投射，更是戏曲演变的重要标志。行当的划分，不仅可以观照到艺术本身的魅力，而且也是其他艺术互相影响和借鉴的成果。表演的传承、演员的技艺、剧团的阵营、剧目的存佚等，这些都在郭梅的笔下注入了新的文学和时代意义。

郭梅在整理这一部戏曲史过程中，尽可能全面收集整理现存的杭州戏曲史的相关资料，尤其侧重介绍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曲家曲作和史料，呈现出一种新的开放姿态。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希望借此机会将这些珍贵资料尽可能多地推荐给读者，让大家看到一段更加真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杭州戏曲史。与此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阅读量之巨大。换而言之，这些被选中之珠玑，其实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其中作者付出的汗水与心血是无法用数字统计的。在叙述中郭梅对于材料的呈现也尽可能深入浅出，她把读者视同朋友，一边让杭州戏曲史上的人与事向读者行列而来，一边使自己的诚恳、踏实、严谨与感情丰沛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这种借助细节呈现“多维度”研究方式的写作新风，也注定让这一部《杭州戏曲史》独具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郭梅本就是杭州人，因此她以这一身份去解读杭州戏曲世界，自然就多了一种亲切、理解、欣赏和认同。的确，从一个城市文化沿革的角度来看杭州的戏曲历史，其实就是把中国戏曲史中属于杭州的部分抽出来作观察。然而，通过这一看似轻而易举，却是精益求精的观察，不难发现其中一些以往戏曲史中未被重视的、或认识上尚存不足的“精要”在熠熠闪亮，如宋杂剧的走向，又如对北杂剧中心南移杭州后的完整理解，再如杭州女曲家的新发现等等。与此同时，她又运用现代女性学者特有的视角去审视古代戏曲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客观地厘清杭州戏曲的发展思想和艺术成就。感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充分体现了杭州戏曲客观美和人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