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

 

 

徐佛观坐在延安交际处，远处就是宝塔山。

 

 

徐佛观延安时期照片

 

 

一九四三年前后，徐佛观受派进驻观察的延安。

 

 

晚年徐复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徐复观作为一位台湾学者被介绍到大陆，其著述《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在当时的知识界和读书界颇得清誉激赏。近年来我在研读延安学文献中，获悉这位徐复观先生，曾经名为徐佛观，以国民党少将观察员身份受命派驻延安，写下见识深刻的观察报告，当时就受到蒋介石的关注，时隔七十余年，仔细研读之，仍然让我为之心生崇敬。

 

看过延安，把脉点穴国民党

 

1944年3月，蒋介石在一份关于延安的观察报告上批示:“此乃本党某同志对中共情形实地考查所得之结论。某同志一面为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一面对党派问题，素无成见;故其所得结论，较客观而深刻。某建议部分，亦颇有独到之处，可发人深省，故特为印发，供本党负责同志之阅读研究。其中所加之圈点，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启发奋勉也。”这个批示印成小册子时作为编者“序言”出现在扉页上，内容中多处圈点文字，显示国民党最高层对其极为重视。

 

这份关于延安的观察报告，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徐佛观，在经过半年的观察研究之后，所撰写的一份对于共产党和延安革命队伍的所见所闻，以及对于国民党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反思反省意见书。唐纵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职，他在日记中记载，徐佛观“1943年返重庆，写了一份对延安及共产党军队的观感报告，蒋极为重视，作眉批，印成小册子。徐于1945年初在侍从室二处六组工作，后任中央乙级会报联秘处副秘书长”。(《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86页，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版。)张令澳曾在侍从室二处工作，他回忆:“此人专门研究中共问题，调回重庆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详细听取他汇报在延安情况，甚感兴趣。徐佛观写有一份对中共内部情况分析的报告，蒋认为‘见解独到，分析透切，，对这份报告反复阅读，并在精辟处，加了不少圈圈点点和批语，予以赞赏。事后就派徐佛观进第六组(处)，主持对中共问题的研究。”(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第27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徐佛观受派到延安时期，正值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借机渲染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纷争，而处于整风运动高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议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动。在国共双方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徐佛观有机会亲身观察体验两个政党阵营里的情状，虽然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其报告需加以批判性阅读，但是他对两党纷争问题的观察思考，却有一个民族国家情怀所在，所以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也更加发人深省。

 

今后为求有效之处置，须先承认以下之事实。斗争而不承认现实，则其第一步已归失败矣。

 

1、在精神上与行动上，中共今日系以绝对性、全体性对我，而我仅系以有限性应之。

 

2、在彼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为其效命。在中央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宽大，而其地位能接近政权者，在事实上，反多为蛀蚀政权之人。其无机会接近政权者，则更为蛀蚀政权之分子所压抑，无由窥见中央之本体。故彼能扰乱我之社会治安，而我反不易拯救彼榨压下之民众。

 

3、彼可伪装民主政治之外形，以欺骗国人、国际;而我则既不能拒绝民主，复未能灵活运用之。

 

4、战后我以和平安定为有利，彼以混乱分裂为有利。求混乱远较求和平为容易。

 

5、抗战以来，敌后彼我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恰与彼之发展过程相反。(《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五册上，第32—33页。)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徐佛观断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较量。“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全胜则奠定国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败则沦数千年文物为异类，其中绝无中和之理。将来斗争正式展开以后，其惨烈远过于往时。”(《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五册上，第40页。)“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胡晓明、王守雪编　《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第6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对居于抗日建国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对处在政权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无疑是当头棒喝，警世危言。并且，对于这种严重危机，徐佛观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及民主派中间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解决方案，都是无济于事的。“然则此一问题，果能以政治方式解决乎?　本人曾以各种方法，探索彼方(共产党方面，引者注)之真正意见，始知不特中央(国民党方面，引者注)所希望之政治解决条件，不能达此目的;即社会粉红色人物所想象之条件，乃至共党自身今日所公开主张之条件，亦决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凡了解共党之本质与历史者，皆可认此为当然之事。中共对内部宣传，短则五年，迟则十年八年，必统一中国。彼心目中之革命与政权，系绝对的而非相对的。”这里所说的“粉红色人物”，是指当时同情共产党的民主派中间力量代表人物。既然各种政治方案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场军事战争带来的总较量，就不可避免。

 

如此判断，如此警示，在国民党高层部分参与决策者当中，所引起的骚动和震动是甚为强烈的。“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新自延安归来，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令人愤慨。据徐佛观观察，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托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88页。)危机当前，对对方采取漠视、咒骂、丑化的情绪化态度，都是非理性的。徐佛观高出常人之处，是保持理性的态度，对事态做出比较深入的研究，做到“入木三分骂亦精”。

 

徐佛观据其观察认为，延安掀起此次针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议活动，相比较而言，其军事攻势小，政治攻势大，达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强其干部军队对中央之敌忾心，使彼可随时采取任何行动。在自卫口号之下，完成社会组织之彻底军事化”。如果说前者是针对国民党作和谈破裂后的战争准备，后者则是借以完成整风运动的重要推动力。“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对此，徐佛观认为这是日本侵略者自1940年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的客观环境造成的。“敌人以一元化之方式，向其扫荡，甚收功效。于是彼乃提出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之口号，更转而对付中央。”这种理解未免有些片面，但是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这种党与政的默契制约，相互配合关系，是蒋介石政权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的难题。徐佛观提供的延安经验，为蒋介石拨亮了一盏成功的明灯，尽管有些遥远，但是眼前为之一亮。

 

与此相关联，在执政党和政权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将延安经验与国民政府统治模式相对照，发现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

 

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我方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是故在其选定之时间内向我攻击，则如潜水艇之攻击武装商轮，在其控制之空间内以行防御，则能深藏于九地之下。

 

所以，在徐佛观的考察报告中，尽管他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上，偏颇狂傲地认为，“中共系由中国社会之弱点所产生，而非由社会之需要所产生”，企图从理论上取消共产党存在发展的合理性，但是，其自相悖论的是，在同一个报告中他又承认，“中共为社会问题，非一术一策即可收效”。为此，他提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方向，把已经沦落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生党”，转化为包括中产阶级、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全民社会党。

 

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可不谈民众运动，而民众自能与政府相呼应，以形成国防、经济、文化一元化之实体。在此实体之上，可以战斗，可以民生。此一发现，虽至浅至近，然党团复兴之路不外乎此。

 

这个观点，可谓一针见血，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后来，徐佛观多次重复阐述并加以修订完善，成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丢弃大陆，退居台湾时期，进行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

 

熊十力的学生变成康泽的部下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第十八集团军)，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自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的八年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先后派遣六批约十人次的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其中有的还带有家属和工作人员。这些联络参谋的职责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第十八集团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并随时向上峰报告;同时，如实观察汇报八路军的战斗消耗和困难，俾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这些联络参谋中，有同情并支持八路军抗战的，有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唯有徐佛观对延安整风运动做认真观察和深入研究。他撰写的延安观察报告，警示如果国民党不思改过，共产党将会夺取全面政权，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并促成以后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他先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企图通过拯救国民党来挽救中国;尔后退出政坛，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探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和中国人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可能。

 

徐佛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原名秉常，字佛观，1944年结识熊十力拜其为师，由老师为其改名为复观。徐佛观出身耕读人家，父亲以乡间塾师为业，勉强维持生计。这个家庭在给予孩子良好的启蒙教育同时，还让孩子参加农村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砍柴、放牛、捡棉花、摘豆角，这都是我二十岁以前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课。我父兄的艰辛，一闭目都到我眼前来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这种农村生活的早年经验，在他看来是一个中国人学习掌握自己文化精神的根脉所在。

 

1923年徐佛观从武昌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小学教员。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国学馆。当时的阅卷人是国学大师黄季刚，对于徐佛观的答卷十分欣赏，曾在课堂上夸奖，“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他当时的同学介绍，“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常放言高论，压倒群伦;有时举止脱略，自校门进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无人……徐先生的自习室在楼下，夜间多高声朗诵。”限于时代环境和家庭条件，徐佛观读书期间还兼任小学教员，以弥补生计。

 

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武昌，湖北国学馆关闭，徐佛观被迫放弃求学生活，卷入时代激流之中。他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营部书记，军旅途中广泛阅读了《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革命著述。但是一阵浪潮过后，徐佛观差一点被当作共产党而杀头。惨痛的经历促使他断然退出政治活动，继续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928年获得机会留学日本，先后就读明治大学经济学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在此期间，他比较多地涉猎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著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佛观因为参加抗议日本侵略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监禁后，驱逐回国。为了生计，他经人介绍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两年后离职，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的幕僚。此后大约五年时间里，他跟随黄绍竑走南闯北，协助其侦察进军新疆路线、驻节归绥、筹划沪杭甬抗日军事防御方案，特别是直接参加指挥山西娘子关战役，亲眼目睹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涣散混乱，黎民百姓流离失所，一颗书生报国之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在娘子关一役中，我深切体验到，并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太弱。我们的弱，不仅表现在武器上，尤其表现在各级指挥官的无能。无能的原因是平时不认真的求知，不认真的对部队下功夫。再追进去，内战太久，赏罚一以派系为依归，使军人的品格及爱国心受到莫大损伤，更是根本原因所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涣散混乱不同的是，徐佛观看到的共产党八路军，从容镇定，行动迅速，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们，其精神状态与国民党将领截然相反。有一次阎锡山在太原宴请国共双方高级将领，徐佛观“留心观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面黄肌瘦。萧克坐在我的左边，从颈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这些八路军将领们“对情势的估计，比我们清楚得多。并且他们早已胸怀大志，当时是急忙展开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们的行动干净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觉。另有一次在石家庄，徐佛观聆听了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讲，对黄绍竑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人才。”黄绍竑只有笑而不答。

 

1938年春，徐佛观离开黄绍竑，任国民革命军八十二师团长，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军官集训。随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政治指导员名义，考察鄂东地区和冀察战区。曾短暂时间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高级参谋，因派系斗争，于1941年11月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任教员。一年后，经人介绍认识唐纵，并被推荐给康泽。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总书记的康泽，任命徐佛观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康泽晚年回忆，“关于被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是与别动队有联带关系的。1938年5月，我虽解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但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的更动，仍规定由我提出，直到1945年10月我出国，才完全由军令部第二厅直接任用管理。”这里所说的“别动队”，是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基础上成立的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特务组织。康泽兼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所以，派驻延安的八路军联络参谋，实际上都同时兼有国民党特务职责。

 

与毛泽东数次长谈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接替陈宏谟、郭亚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与罗瑞卿、任白戈同学，此次受命出任八路军一二零师联络参谋。“由于前后来的联络参谋在我军内不断搞特务活动，我们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于是，从1941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不许联络参谋再上前线，而只让他们留在延安。”(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所以，郭仲容自始至终都和徐佛观同住在延安交际处。

 

徐佛观是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这两位联络参谋骑着毛驴进延安，不摆架子，不唱高调，一开始就给中共方面留下比较好的印象。

 

他们住宿在延安城南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稍事安顿就提出希望拜见毛泽东、朱德。经请示安排，先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他们。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和叶剑英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朱德向他们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方的斗争情况和“皖南事变”后敌后战场的形势发展趋向，明确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以民族命运为重，坚持争取两党团结合作抵御侵略的方针，希望你们来延安后与我们共同为两党继续合作做出贡献。”叶剑英强调说:“如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军队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你们重庆军政部对我军长期以来断绝一切物资供应，不发一枪一弹，不发一分钱，我们还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有奶便是娘，，我们现在是‘无奶也是娘，呀!　希望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今后对许多根本问题就不难取得一致的看法。”

 

徐佛观讲话中高度称赞延安的精神面貌，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真是令人敬佩!他竭力表现为国民党内进步分子的姿态，痛斥国民党内的贪污腐化行为。虽然双方话中暗藏机锋，但总体气氛融洽。谈话后，叶剑英在总司令部邀请他们共进午餐。

 

大约一周后，毛泽东在枣园会见徐佛观、郭仲容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据徐佛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应当怎样读历史”。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对此，徐佛观颇以为是。谈到《论语》，徐佛观询问:“孔子的话，你有没有赞成的?”

 

毛泽东想了想答道:“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辨)之，笃行之。，这就是很好的话。”

 

徐佛观补充道:“应当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泽东也点头称是。徐佛观记忆中与毛泽东谈天闲聊时的印象都是好的。

 

时值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送给徐佛观一本《整风文献》。下次见面时，毛泽东问道:“徐先生看我们那种东西里面，有没有好的?”

 

徐佛观认真研读过这些文章，回答说:“有。”“哪一篇?”

 

“刘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毛泽东听罢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连声说:“你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好?他在这里，我叫他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刘少奇果然到招待所来看望徐佛观。一个受命而来，一个关心军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谈得很。留给徐佛观记忆里的这位中共领导人形象是:“瘦瘦的个子，态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顿后，没有谈什么，所以再记不起一点谈天的印象。”当时徐佛观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住在窑洞里，徐佛观除了参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务参观活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献资料，其余时间就是“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因此，又多了一个与毛泽东谈话时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在谈论游击战术时强调说:“这不过是小规模扰乱战，若指挥大的兵团，必要时在战略上要牺牲一个兵团，然后才能保全两个兵团，那就要壮士断腕，立即决断。”

 

徐佛观对此不敢苟同，辩论道:“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现在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与举世为敌。假定一旦战局逆转，形势险恶，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请问润之先生，那究竟牺牲哪一国?谁来提议?谁来赞同?又有哪国甘愿牺牲?”

 

毛泽东一时无以回答，面有难色。那次徐佛观告辞时，毛泽东送出窑洞门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别。

 

当然，由于双方站在完全不同的党派立场上，纵然学问见识上相互倾慕，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针锋相对，锱铢必较。1943年7月，抗战爆发六周年前夕，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佛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道: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

 

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紧急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闪击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我们为了使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佛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佛观坚持其反动立场，中途退场。郭仲容听完了各界代表反击顽固派反共的声讨。会后徐郭急电向重庆报告。他们从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金城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63页。)对于这种行为，徐佛观不依不饶，他表示不能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于蒋介石的侮辱性言词，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里开始绝食抗议。“为此，总司令亲自来挽留，关心他们的生活，稳定他们的情绪，但这一切仍不能奏效，最后闹到绝食，两个人几天都不吃饭。”后来是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并且亲自到招待所来宽解一番，矛盾才算缓解。

 

在对中共领袖人物的接触交往中，徐佛观认为周恩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人情味，他个人生活相当严肃。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单对共产党里的同志有人情味，与非共产党的人接触时也表现一种人情味，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这种“人情味”，具体表现为永远保持“人的立场”作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线。“和他谈问题，他总是通情达理，委曲尽致，决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场。”哪怕是面对面听着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地给予解释，解释了还不被相信，也只是说将来会慢慢解决的。

 

对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印象，徐佛观觉得这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有很宽厚的态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见时，略有差距。

 

1943年10月，徐佛观获准先行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一餐饭后，简单交流，徐佛观就到宝鸡等候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佛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佛观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以流于一般官场逢迎拍马，只是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文献》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没有这些文章资料，徐佛观答应把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转送给他。

 

深夜得蒋介石召见

 

半年影响一生。派驻延安的经历，改变了徐佛观的人生命运。

 

从延安返回重庆，徐佛观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患。当初由康泽授命，回来后当然首先向他复命。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是“彼此非常不愉快。我告诉他，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他听了更不以为然”。(《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第66页。)多年过后，他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而对付共产党，决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争的技术问题。当时听我这种话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危言耸听，有一位先生还和我大吵一架。”(徐复观《在非常变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知音难求，一腔热情也难免松懈颓唐。这时徐佛观借住在重庆的南方印书馆，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纸牌，等船东下，与妻子会齐，以遂还乡隐居之愿。

 

正在这段极度颓唐无聊的日子里，经乡贤陶子钦引荐，徐佛观拜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的何应钦，一位亲和乐易、对其陈述听得津津有味的国民党要人。静静地听完后，何应钦问:“你还到延安去吗?”

 

“我最近就回鄂东。”徐佛观冷静地回答。

 

“有什么任务吗?”“回去种田。”

 

最后何应钦给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东，等几天好了。”

 

徐佛观仍然回到嘈杂的南方印书馆，狐疑不定地等待着命运的召唤。不久，就接到电话通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长官蒋介石定于当日下午五点在曾家岩约见。按时到达委员长官邸后，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员长报告，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徐佛观由小客厅走进大客厅，委员长已经站在那里。“我第一个印象，他的威严也赶不上陈辞修　(陈诚，引者注)先生，当答复问题时，总记着五分钟的时间限制;但实际，他要求我谈了好几个五分钟，并要我写个书面报告。”何去何从，还在犹豫之中，徐佛观没有马上动笔。1943年11月17日深夜十点钟，徐佛观突然接到曾家岩通知，委员长立刻召见。原以为是延安方面发生了什么重要问题，需要征求徐佛观的意见。实际上，是蒋介石忙于安排各项工作，次日一早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但见面后，只问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铅笔来写三千元的条子给我，叫我不要离开重庆。我出来后，觉得有些奇怪，送点钱给我，不是需要紧急处置的事情。”三天之后，从新闻里看到蒋介石飞赴开罗的消息，徐佛观才明白原来是委员长临行前的特自安排照拂。“这一点，倒确实令我感动，便打消了回鄂东的念头，拿起笔来写他所须(需)要的报告书。”

 

其实，此前徐佛观写过多份观察报告，直接复命的是康泽方面，可能始终没有到达最高领导层。康泽后来回忆说:“我提请派徐佛观去做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徐佛观，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担任这个职务大概有两年或更长一点。曾先后回重庆述职三次，还有比较系统的报告书。他有一次报告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蒋介石曾把他这个报告书批交高层反共决策机关‘联合会报，印发参考，并约他见面。1943年冬的一次综合报告，涉及了陕北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蒋介石很赞许他这一个报告书。”这是康泽晚年的回忆，在一些具体时间、事件上明显有误。徐佛观被派驻延安总共只有半年时间，很可能是把其他联络员的事串联到这个联络员身上了。但由此可以证实，徐佛观担任驻延安联络参谋期间，肯定写过不止一份观察报告，不过只有最后这一份直接递交蒋介石，得到重要批示，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珍惜。

 

1943年底，徐佛观被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纵又把委员长要求调用徐佛观到侍从室第六组工作的手令拿出来。徐佛观担心自己一个乡下人，忽然进入最高统帅的侍从室适应不了环境，还是选择了留在参谋总长办公室。1944年，徐佛观随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驻节昆明一个月，未能发挥什么作用，回到重庆后，正式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工作。“我因此有机会领略到当时政治中坚人物的风采、言论。我读过不少线装书，也读过相当多的社会科学这一方面的书。我不了解现实中的政治和政治人物;但我了解书本上的政治和政治人物，尤其是我常常留心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际的许多征候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便引起我有轻视朝廷之心，加强改造国民党的妄念。我为此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提出具体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认为国民党的组成分子，已经完全是传统的脱离了广大社会群众的知识分子。

 

“这种知识分子，只有争权夺利才是真的，口头上所说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因此，要以民主的力量打破当时的几个特权圈。要以广大的农民农村为民主的基础，以免民主成为知识分子争权夺利的工具。一切政治措施，应以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为总方向、总归结。”(徐复观《曾家岩的友谊——我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断》)　蒋介石非常看重这些报告，在阅读过的报告上留下许许多多的圈圈杠杠。

 

远离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期间，蒋介石调任徐佛观为总裁随从秘书，会议期间跟随蒋介石左右。这时，徐佛观认定自己的命运已经深深地与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了，但实在不甘心就此与一滩污泥浊水相厮混。

 

在一个党风不正、政风不廉的政治环境下，不能泯灭自己的道义良知，努力去做一个清官的成本代价，有时候远远超过去做一个贪官和昏官。徐佛观非常清醒的是，他势必与这个政权同运命，再无归隐的可能。这有儒者以死相报知遇之恩的真诚愚忠。同时，他又看透了周围的人们，“宁愿以片刻权力的满足，不惜明天的碎尸万段的天性”，还谈什么改革创新?心里隐隐约约的希望是期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却又渺不可期。能不能转行到学术界，看那里还有些什么人才?

 

此前的1944年春，徐佛观住重庆南岸黄角坳时，为同乡学者熊十力的学问所吸引，并得缘拜访先生，受到学问上的心灵震撼和感悟。“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引者注)起，对时代暴风雨的预感，一直压在我的精神上，简直吐不过气来。为了想抢救危机，几年来绞尽了我的心血。从三十三年(1944年，引者注)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党政军人物，我大体都看到了。老实说，我没有发现可以担当时代艰苦的人才。甚至不曾发现对国家社会，真正有诚意、有愿心的人物。没有人才，一切都无从说起。”这种无从说起的末世的悲哀，是无可言喻的。

 

1946年，徐佛观随着国民政府复原搬迁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辞呈，退出国民党政权的政界圈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笔钱，然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一份纯学术月刊《学原》，自1947年创刊，至1949年停刊，共出三卷。他自己没有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从大陆逃亡香港，徐佛观改名徐复观，又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九万港币的经费，于1949年5月创办《民主评论》杂志，为1950至1960年代港台地区新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主要舆论阵地。

 

从官场到学界，局势动荡，人生地疏，生民多艰。徐复观曾一度生活无着落，只得卖掉心爱的书籍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1952年应约到台中开始担任教职，才逐渐有了转机。此后，徐复观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终身职业，并成为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近代中国贫穷积弱，国际上不断遭受欺侮，国内政治纷争，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人心浮躁，其病症根源都是中华文化危机。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体面尊严的生存可能，那就是文化自省、自新、自觉，从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开辟出能够化解现代化生活危机的中国文化新生之路，以弘扬中华文化来拯救中国社会和现代人生。

 

这是一位与共产党政治立场完全相对立的值得敬佩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