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子悦:学者、出版人，长期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等领域的研究。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现任北京融达弘文文化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颜子悦文化艺术工作室（北京、南京）策划总监。

■文汇读书周报记者 朱自奋

商务印书馆曾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享誉学界，2012年以来，该社又推出一套大规模的学术丛书--“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集中出版了一批深入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化战略战术的著作，诸如《主流》《造假的知识分子》《论美国的文化》《法兰西道路》《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帝国权威的档案》等，这些图书一经面世，即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也为政府决策、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文化版图”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从出版界发出声音，进而给学术界、文化界带来新的启发与思考。今年以来，该文库又推出八种新的图书。据文库主编颜子悦介绍，该文库计划到2018年上半年之前，至少出版六十本，也就是每年平均出版十五六本，其引进出版的速度与规模均令人期待。日前，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颜子悦。

打造“文化的海国图志”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您策划和主编这套“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的缘起，什么时候有这个设想？

颜子悦：我对于国际文化版图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在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研究哲学和历史的父亲对我说，中国还没有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海国图志》。从那以后，我便一直关注和研究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下文化版图的变迁，以及各个国家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相关影响。我曾经与好几家出版社就这套书系的出版进行过商讨，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2011年春夏之交，我与商务印书馆取得联系，经过几个月的商讨，又恰逢那一年十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至关重要的契机，于是双方确定启动“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这一出版项目。文库的开篇之作《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可谓开宗明义--我们中国人以全新的姿态应对全球文化战争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坦率地说，我有一个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理想，这就是与商务印书馆精诚合作，将本文库打造成“文化的海国图志”。

记者：从已出版的“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的内容来看，关注的话题涉及美、英、法、日本等各个国家的文化战略与文化实力的打造，揭示各国之间对文化权力的争夺，尤其对美国的文化体制、好莱坞电影及其意识形态的剖析、法国对美国价值观的既拥抱又拒绝的姿态、媒体知识分子的兴起与话语阴影、互联网时代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疆域等等，可谓视野宽阔，您认为这些话题，对中国目前的文化与社会现实，具有何种参考意义？

颜子悦：“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以“全球视野、国家战略和文化自觉”为基本理念，力图全面而系统地译介人类历史进程中各文化大国的兴衰以及诸多相关重大文化论题的著述。基于此，本文库已经储备了二百多种极有价值的选目，今后还将适时增添更多极具代表性的专著，所以我认为，本文库是一个宏大而长远、并且伴随中国的崛起与复兴而持续向前推进的出版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鼎力支持。

鉴于各种重大论题的急迫性、风云变幻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导致的国际文化版图格局的变化，去年本文库对原计划中相关选题出版的先后次序进行了适度调整，并在今年的上海国际图书节同时展出了八本新书。

其中，《反对单一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英语作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的重要媒介，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破坏。

《论文化帝国主义》精心选取了美国以外的九个国家的顶级学者和专家的优秀论文，这些作者凭借各自在其祖国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切体悟，分别从政治、经济、法律、生态、人文社会科学、语言、传媒、电影、教育等多重角度对以美国为核心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理论反思和发人深省的文化批判。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大分化》是两位作者长期以来在科学而缜密的数据分析基础之上，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经济和金融等领域的兴衰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并最终得出新自由主义正在走向终结的结论。这两本专著对于如何理解当今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在面临的经济困境及其发展趋势给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剖析。

《戏剧在美国的衰落》研究了美国戏剧的基本状况并与法国戏剧的生态进行了宏观比较，将对中国戏剧界乃至戏曲界吸取国外的相关经验和教训来确立中国戏剧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所应具有的民族特性、审美特性乃至比较优势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将为中国的战略精英以及相关产业精英重新思考电影和电视的战略特性提供绝好的参照。《电视系列剧》为相关产业的管理者以及从业人员如何进行旨在获取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的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策划提供有益的镜鉴。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基于地域研究

记者：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已经得到全国上下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将以何种姿态立于世界之林，文化界也存在着某种焦虑心理。您认为这套文库的面世，在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的当今时代，其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有哪些？

颜子悦：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从来都是世界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一种更加主动的愿望和实践，必将对国际文化版图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克服可能遭遇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阻碍，这需要全面而详细的战略规划和战术部署。正因为如此，本文库的出版宗旨之一即为详尽而深入地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制定与实施的相关的文化战略与战术，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和战术实施提供有益镜鉴。毕竟，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皆与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不可能自外于世界文化体系而封闭存在。各国的文化产业都在合作与竞争中互相借鉴学习，又保有各自的国家特色和民族特性，并在总体上服务于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基于更为长远而缜密的各类地域研究，这样才能确保文化传播的精准到位，才能形成既深且广的文化的影响力。记者：作为文库主编，您认为文库中尤其值得国内学界重视的书有哪些？

颜子悦：文库所选书目大多是建立在历史文献（或解密档案）、田野调查、客观数据等基础上，由美、英、法、德、日、加、澳、印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论著，它们大部分代表了国际人文社科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说实话，文库中的每一本书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填补了国际相关研究领域空白的专著需要我国的学界和智库予以高度重视。比如，《被美国化的英国》是首次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英美权力交接过程的论著；《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是日本的美国研究专家花四十多年对日美文化关系进行的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先生认为本书颠覆了他对文化交流的一贯理解；《帝国权威的档案》通过对解密档案的研究揭示了当今世界文学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而即将出版的《莫斯科的黄金时代》是第一部从大众文化和传媒角度来探究苏联如何落败于文化冷战的论著，该书英文原著甫一出版即引起了国际上苏联研究以及大众传媒等领域的专家们的高度关注，被认为是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空白的权威论著。

记者：我国学术界目前对于世界文化版图的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颜子悦：客观地看，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文化版图的研究与我国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相比还比较滞后。国际文化版图的研究需要始终关注地域研究，而这一研究又必须建立在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文艺学等各领域的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综合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也是美国为何在二战以后迅速扩大其文化版图的原因所在。二战期间美国积累了地域研究和心理学研究的大量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这为它实施在全球的文化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比如，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在其心理战部队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实施了全球图书输出计划，迅速占领了英国把持的传统图书市场份额，并在与苏联的图书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有关美英两国的全球图书战略和战术，在即将出版的《作为武器的图书》一书中有翔实的史料呈现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可以说，这部专著对于我们前面谈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魏源的《海国图志》、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曾纪泽日记中的涉外部分、法国拿破仑时代的《埃及记述》、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游记》、美国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等皆可视为国际文化版图研究的经典之作。本文库的《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一书中论及的洛克菲勒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也属于地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当然，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将之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以便对日文化战略和战术的顺利实施。本文库的《主流》和《智能》等系列专著与上述这些经典文献文心相通，颇得其神韵。

互联网时代，维护语言的纯粹性尤为重要

记者：您在今年上海书展的高层论坛上，特别强调了要维护我们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呼吁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语言立法，以便在互联网时代能更精准地表达中国文化的优雅传统和时代创新。请您谈谈语言对于文明传承、构建文化版图的重要性。

颜子悦：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通过各自的语言形式来加以表达，语言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载体，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都通过各自的语言加以记载、传播、发展，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毫无疑问，语言的多样性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地球文明的重要性一样。

例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英国遭遇美国文化入侵时，为了保持英国文化特性，英国的精英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推广和加强英语语言教育，以应对和反制美国对英国的文化反向殖民。当美国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美国人并没有沿用英国英语，而是创立了美国英语。

即便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就像《智能》一书所讲述的那样，语言并没有如同人们想象的那样变得统一化，反而愈加趋于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地区的人们为了保持本地区语言的纯粹性和延续性而进行了各种抗争，包括通过立法手段来确保这些语言得以存续和发展。

事实上，一种语言在世界的使用范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这一语言作为母语的国家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我看来，对我国的语言进行更为科学的战略规划本身，也是我国的国际文化战略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这套文库涉及领域颇为广泛，并且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等特征，在文库首批图书面世后，有哪些插曲和故事比较具有启发性，值得说来？

颜子悦：文库的许多观点和论题对于我国读者而言比较新颖甚至陌生。比如，当《主流》一书在2012年出版时，国内许多读者包括媒体记者都将“主流文化”一词理解为主流媒体传播宣介的文化而非《主流》一书所说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文化。在《主流》一书的推广过程中，我总是不断地向记者和读者解释这个新概念。这个插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内读者甚至媒体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作为文化消费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世界各文化强国争夺世界文化市场份额、重构国际文化版图的重要手段，或者占据自身文化制高点的战术。

记者：文库的具体书目以及翻译的约请是怎样确定的？

颜子悦：本文库的书目均由我亲自审读和筛选。对于每本书的译者选择，我是亲力亲为的。除了在翻译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试译之外，我要求每本书的译文必须比对原文逐字校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