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终于不用再体会“精神空巢”。不久前，市民政局发文明确，各类为老服务场所将逐步有序恢复服务，包括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护中心、老年活动室、睦邻点等。

在“闭门”两个多月后，地处松江区的华中公寓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本月起重新对外开放。这家被附近老人们亲切地唤为“日托所”的日间照料中心成功解决了郊区老人们此前在养老时面临的两难选择。

一方面，他们对包括助餐在内的种种养老服务有着“刚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真的去了养老院以后会连累子女被别人评价一句“不孝顺”。早去晚回、天天接送制的“日托所”既满足了老人们的养老需求，也规避了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

入托老人有了“同龄人”，社区“小老人”得以喘息

上午8点不到，收到日托所要重新开放消息的任阿姨早早候在了大门前。96岁的她既是这里年纪最大，也是入托时间最长的老人。由于腿脚不便，任阿姨每次都由女婿亲自接送。

任阿姨平时与已经退休的女儿、女婿同住，性格有些“犟”。疫情暴发后，日托所闭门。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朝夕相对，对亲子关系也是一场不小考验。在工作人员孙梅看来，日托所的重新开放不仅为入托老人带来更多与“同龄人”聊天的机会，也留给更多像任阿姨女儿、女婿年龄相近的社区“小老人”难得的喘息机会。

这些社区“小老人”们大多都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体力已经大不如前的他们既要费心费力照顾自己的孙辈，还要不间断照看年迈的父母。高压之下，庞杂琐碎的生活小事一不顺心便能触动所有家庭成员的敏感神经，引起不必要的口舌争端。孙梅说，日托所开放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从敬老院“逃走”的老人说这里更“自由”

86岁的倪老伯是一位从敬老院里“逃走”的老人。他曾经在敬老院里待了一个月，却因为实在过不习惯，于是又被送回了这间日托所。倪老伯一点儿也不怕生，看到日托所来了外人，不仅不往后缩，甚至还会主动上前介绍几句。但就是如此外放的性格，到了敬老院里，倪老伯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就像孩子抗拒幼儿园一样，倪老伯也十分抗拒敬老院。“就像画好了一个圈，只能把你限定在这个活动范围里，喜欢跑来跑去的老人们自然不乐意。”深谙老人心理的孙梅还知道，倪老伯不爱独门独院的养老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入受限制”。出门上个超市、买个菜都要亮个“出入证”，这让老人觉得自己时时刻刻被“管”住了。虽然年纪上去了，但大部分老人都觉得自己依旧能独立行动，不希望被特殊对待。

嵌在居民区里，与老人们熟悉的“生活圈”几乎零距离的这家日托所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老人们来到这里，总觉得好像在家一样。临近中午，倪老伯会催促着工作人员赶紧“拉上帘子”，随后，坐上自己习惯的沙发开启“午休时间”。

“日托所”功能要扩展，首先需打破“老观念”

价格低廉、管饭、适当的娱乐项目，这是受郊区老人欢迎的日托所要具备的硬条件。不过，“日托所”的功能绝不仅限于此。通过各类专业课程延缓老人们的身体、大脑衰老速度，让他们过上一个更有质量的晚年同样重要。

一年前，在三甲医院奋斗了十年的护士查耿路抱着“闯一闯”的心态转行到了沪上一家连锁养老照护机构。随后，被总公司派驻到郊区的她却发现，情况和她预想的有些出入。“半年内找上门的认知症老人几乎一个都没有，从发病率来说，这肯定不现实。” 查耿路说，她的外婆曾在去世前患上认知症，但家人们很长时间都没发现，这是促成她下决心转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到郊区以后，查耿路发现，与中心城区老人相对成熟的养老观相比，郊区老人们的“养老观”仍处于不断碰撞、磨合的阶段。一方面，他们慢慢开始接受子女之外的第三方来为自己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老人们仍然在与传统观念进行着“缠斗”。受限于手中有限的退休工资，他们所购买的服务内容依旧局限于助餐等基础款。对于认知症，相当一部分老人还存在“病耻感”，更愿意说一句自己“记性不好”。

作者：王嘉旖

图片：邢千里

编辑：顾一琼
责任编辑：王蔚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