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娘（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叫什么名字，至今或已无法知道了。

她的墓碑上写着：任叶氏。即叶家的闺女嫁到任家门来后的名字。那她出嫁前的名字呢？这几天，我突然特别想知道。

那天，给小外孙看家庭影集，他指着阿娘问，这是谁？告他是太太外婆，又问叫什么名字？我似不愿把这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告他，把话题叉开了。

父母大人远在天堂，已无法联系上。我打电话给二姐——她曾睡在阿娘的二层搁多年，或许在闲聊中，阿娘会把做姑娘时的闺名告她——二姐说阿娘从没跟她讲过。又与大姐通话，大姐说也未曾听阿娘说起过。不过，阿娘对自己任叶氏的名字已然很习惯了，当时人民代表选举时，户籍警来发选民证，在楼下烟纸店一个个念名字，念到“任叶氏”时，就听到她在二层搁上响亮应答。

不过，“任叶氏”作为名字，只在选举人民代表时，在选民证上写一下，平时就一直躺在抽屉里的户口簿上。弄堂里老老小小，都称她“阿娘”。

上世纪初，一穷二白的阿娘和阿爷，怀揣对生活的希望，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夫妻俩起先在十六铺码头摆水果出摊，后阿爷病逝，阿娘就带着几个儿子，继续在水果行业闯荡。从流动摊贩到固定摊位，经多年艰辛打拼，终于有了自己的水果店，并在十六铺人民路定了一栋三层楼房，将一大家子安顿下来。这时，儿子已经成人，阿娘就闲居家中，生意交由几个儿子去经营了。

我记事时，阿娘就一直居住在二层搁里，与我家生活在一起。阿娘有四个儿子，大伯父与家人单独居住在马路对面的梧桐路，居住在这栋楼里的还有二伯母与三伯父两家。

印象中，阿娘宽脸大眼，似乎一直坐在搁楼的床沿上。白天搁楼不开灯，昏暗中，她眺望楼前人民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眼光收回时，就看着前来烟纸店买东西的顾客，看到熟悉的年龄相仿的邻居，还会上下隔空聊一会儿家常。

楼里在人民路一小读书的学生有好几个，老师来家访时，就不一家一家走了。站在烟纸店的柜台旁，与后面在厨房间烧菜的家长就聊开了，走时一定会和搁楼上的阿娘打个招呼。派出所的户籍警下地区了解社情，第一站就是烟纸店，开聊前，总不忘先向阿娘问个好。

阿娘十分关爱我们姐弟几个。大姐工作不久，阿娘特意买了花伞和风雪大衣，让大姐上下班遮阳御寒。哥哥比我大两岁，长得胖乎乎的，成绩门门五分，一入队臂上就挂了两条杠，阿娘把他当宝贝似的宠着。有一次阿姆让哥哥洗自己的短裤，阿娘竟数落了儿媳妇几句。我从小贪玩，学习不认真，有时还开红灯，戴红领巾后只有一条杠。阿娘总敲打我，叫我好好向阿哥阿姐学习，争取再加上一条杠。阿娘虽有些重男轻女，但对孙女在学校里的进步还是很看重的。三姐选上中队委员那天从学校回来，阿娘特意等在大门口，隆重迎接孙女回家。

我脑海里，阿娘有三句话，一直印在记忆中。第一句，吃夜饭时，阿娘总要反复讲，筷子头少落点，倷阿爹还没吃了！第二句，我烧饭时，她在搁楼里一直要大声叫我，小弟，饭香（焦）了，好压铁板了。第三句，我放学回家路过搁楼，她听到脚步声几乎每次要讲，吃晚饭早了，侬等会下来拿几块饼干先点点饥！暮年她眼睛患了白内障后视力下降，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响，楼里似总有她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在回响。

阿娘一直呆在搁楼里很少出去。当时半导体收音机尚未普及，她目不识丁，也无法看书报解闷。白天就看马路上和烟纸店的“生活活报剧”，夜里我们去她搁楼，给她讲学校里的趣事，常常说得她开怀大笑。别看阿娘讲话急，碰到事情，处理起来却有条有理，从不着急慌张。有时二姐陪着小脚的她，乘三轮车去看望阿娘的小姐妹们，她们都说，当年阿娘在十六铺卖水果时，与白相人周旋，练出了一身的本事。

晚年时光，阿娘活动不便了，她仍坚持自己梳头揩身。换下来的内衣裤，也随手洗掉，只让孙女帮她去楼下弄堂里的自来水下，再过一遍清水。平时有个头痛脑热的，只是悄悄吃粒药片，从不轻易麻烦小辈。阿爹每天上班前，去搁楼里请安问候，阿娘即使有什么不舒服，也都说蛮好的，让儿子安心上班。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见阿娘有些心神不定。原来是我外婆病逝了，阿姆正准备赶到静安寺大阿姨家去。当时社会上正倡议丧事新办，提倡逝者火葬。阿娘拉住正准备出门的媳妇说，阿苏（我阿姆小名）我死后千万不能给我火葬的呀！我留了棺材铜钿的。阿姆对阿娘说，阿姆侬瞎讲啥呀！

几年后，82岁的阿娘也随外婆去了。临终前的黄昏，阿爹特意去老西门一家私人诊所，请来医生给阿娘诊治。医生仔细检查后没开药就离开了，临走时对六神无主的阿爹微微摇了摇头。我看到阿娘倚在阿姆的怀里，痛苦地哼着，阿姆轻轻地抚着她的胸。

深夜时分，阿娘离开了我们，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床边是一只饼干箱，只是她再也不会打开饼干箱盖头，拿饼干给我们吃了。阿娘去世后，在她枕头下的一个手绢包里，果然发现了一根金条，她之前所说的棺材铜钿。

第二天，大姐拿着金条去裘天宝银楼兑现了百元左右现钞，避免了父亲举债葬母的窘相。丧事在斜桥殡仪馆办得很顺利。父亲还特意在老家宁波的神钟山，为阿娘购置了一块向阳的墓地，让老母亲叶落归根。几天后，父亲搭了一艘机帆船，深夜出发，跨海踏浪，扶棺送母亲返回故乡。

没过多久，平地起雷，大浪冲击了社会，父亲也不能幸免。在惊涛骇浪中，父亲仍坚持每年清明，跨海越洋，返回故乡，祭拜自己的母亲，几十年从未中断。父亲年迈后，我与兄长每年相约，携家人上神钟山为阿娘扫墓。

我们踏着父亲的脚印，每年清明去山上祭扫阿娘。那块墓碑擦拭了无数遍，似乎从没感到任叶氏不是她的真名。在香烟缭绕中，宽脸大眼的阿娘不时在眼前闪现。如今，阿娘的相片与阿爹阿姆的相片放在一起，在老宅的立柜上，每天迎着太阳的升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又把阿爷的遗骸，从丁湾移至神钟山安放，让二老在神钟山相聚。几十年前，是阿娘与阿爷一起，跨洋过海，把这个家族，从宁波带到了上海，并在十六铺扎下了根，繁衍了后代。

而今，当这个家族的后代在浦江两岸，大江南北，继续奋发努力时，阿娘和阿爷并肩站在神钟山山顶，正默默地注视、护佑着他们。这时，阿娘的名字就叫“阿娘”，它比任何一个名字都响亮、亲切、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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