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7日，汪曾祺在致《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编委会信中说他发表作品，大都用真名，很少用笔名；又说他1949年以前“写散文诗，偶尔用过‘西门鱼’的笔名”，1949年以后“不便用真名发表作品时曾用过‘曾岐’、‘曾蓍’为笔名”（《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7页）。其实，汪曾祺用过的笔名并不算少，除他自己所说的三个之外，另有曾祺、汪曾旗、汪曾琪、汪若园、郎画廊、余疾、蓁岐、方栢臣、曾歧、曾芪、曾茋等十几个。他以这些笔名所发表的作品，几乎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精装版、2021年平装增订版《汪曾祺全集》。不过，也有漏收的。1950年11月18日，汪曾祺以笔名“曾歧”在《光明日报·创作学习》（北京业余艺术学校文学系主编）第14期上所发表的短文《从〈陈八十〉谈起》，全集就未收录。

此外，汪曾祺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曾淇”，是他发表《介绍〈北京文艺〉创刊号》时所使用的。这篇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朝阳》1950年9月21日第339期，为免阅者翻检之劳，兹将全文过录如下：

《北京文艺》创刊号九月十日出版。这是由北京市文联主编的一种综合性的文艺月刊。

这一期内有老舍的三幕剧《龙须沟》（本期发表第一幕）写天桥以东一条有名的臭沟的历史，沟边劳苦人民的生活，解放前后沟和人的改变，及时的反映了北京的现实事件，并表现了它的丰富的和深刻的意义。小说三篇：李伯钊的《高富有》挑出一个翻身农民一生中几个最要紧的阶段，用干净痛快的语言直叙出来，因而也就托出了他的生活的全面。端木蕻良的《蔡庄子》写土改过程中老实农民受了地主蒙骗，终于认识了地主的面目，跟他作了坚决的斗争，写的是转折前后一个晚上的事。作者的笔紧跟着当事的人物而活动，极其周密详尽。两篇都是写的农民和农村，可是繁简各不相同，两种表现方法搁在一起，正好可以作个参考。张志明〔民〕的《该从那儿出发》写两个战士，一个没病装病，直想回家；一个有病吐血，可是不肯复员，后来闹清了“该从那儿出发”（从革命利益出发还是从家庭个人出发），都走了正确的路。这是一个新的题材。《把曲艺提高一步》《王瑶卿访问记》《戏剧改革问题座谈会》是有关戏曲改革的不同性质的三篇文章，但里面接触到的问题则很多是相关的。王亚平在《把曲艺提高一步》中具体明确的指出了目前曲艺作品中的缺点和曲艺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值得注意。两篇报告，《波茨坦记游》写了波茨坦无忧宫的华丽，也写了军国主义者弗利特利希第二的专横和淫奢；《劳动改造北京》（凤子）是人民公安部队生产运动的一个综合报导。速写两篇，江山的写觉悟了的工人在“过磅”当中表现的负责认真的劳动态度；宋龙章写了因为教工人夜校而和工人密切结合起来的“愉快的日子”。诗歌四篇，从题目上即可看出它们的不同的内容：《可爱的梳毛机》《炊事员薛天宝》《快板唱写作》《保卫和平歌》（有谱）。作者是周宏才，丁丁，孔延庚，王亚平和芦肃。为了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鼓励一般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提高思想水平，举出了《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光荣人家》《清宫秘史》三部影片和话剧《台岛之夜》，加以评介，总题为《舞台与银幕》。所评介的虽然不多，但是因为举出了典型，所说的问题是一般的，这个工作实在很有意义。

由于文联会员的贡献和要求的不同，所以必须容纳文学和艺术的各部门的创作和批评。但是文联在组织稿件时有它的重点：它尊重工人业余创作的文艺作品，发动会员下厂，创作以工人生活为主题的文艺；要求作者描画、报导、歌颂北京在由一个消费城市转变到生产城市的过程中的各种伟大生动的现实事件；希望能够利用这个刊物，对北京青年学生的创作能够有所帮助，有所鼓励；并且，北京是京戏发源地，又是戏曲人才荟萃的所在，《北京文艺》当在戏曲改革这件大事上负起较多的责任，要能对戏曲改革的各项问题提出意见。有了这几个重点，它就能够有个一定的方向。这在《北京文艺》的发刊词里说得很明确。

并且，因为它兼收并蓄，也能够使不同部门的文艺工作者能够互相观摩学习，交流沟通经验，吸取彼此的长处，从而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工作，而且通过了作品和批评，也才能够把文学和文艺的各部门的工作更好的团结起来。我们相信，《北京文艺》是可以负起这个任务的。

为什么说署名“曾淇”的《介绍〈北京文艺〉创刊号》是汪曾祺所写的呢？

1950年5月，北京市文联成立。不久，汪曾祺从武汉返回北京，被安排在北京市文联。9月10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创刊。《北京文艺》办刊宗旨是：一、努力反映北京的生产建设；二、歌颂北京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过程中史无前例的现实；三、鼓励、帮助青年学生学习、创作，在将来的文艺高潮里也尽一些力量；四、倡导旧戏曲改革，既要介绍新编的与改编的戏曲，也要提供戏曲改革的意见（《发刊词》）。《北京文艺》是一种综合性文艺月刊，其创刊号（第1卷第1期）刊载有戏剧（老舍《龙须沟》）、小说（李伯钊《高富有》、端木蕻良《蔡庄子》、张志民《该从那儿出发》）、诗歌（周宏才《可爱的梳毛机》、丁丁《炊事员薛天宝》、孔延庚《快板唱写作》，王亚平词、芦肃曲《保卫和平歌》）、报告（冯至《波茨坦记游》、凤子《劳动改造北京》）、速写（江山《过磅》、宋龙章《愉快的日子》）等。从所刊载的作品及《介绍〈北京文艺〉创刊号》来看，《北京文艺》创刊号可谓充分贯彻了其办刊宗旨。

《北京文艺》的主编为老舍，王亚平任副主编。除老舍、王亚平外，编辑委员尚有王春、王松声、王颉竹、沙鸥、佘世光、胡蛮、苗培时、冯至、张梦庚、凤子、端木蕻良和芦肃。汪曾祺虽未列名编辑委员，但他是编辑部总集稿人。关于《北京文艺》创刊号，由作为“大管家”（黄永玉语）的汪曾祺亲自撰文介绍，是再合适不过了。

汪曾祺喜欢以“曾”加上与“祺”谐音的字作为笔名，“曾岐”“曾歧”“曾芪”即是，“曾淇”也是。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断定“曾淇”是汪曾祺的又一笔名，《介绍〈北京文艺〉创刊号》是他的一篇集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