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同济大学“红楼”照片，由田念慈、沈静贞、宋志良、LOFT、章华明等诸位人士提供，谨致谢意。

近日承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四位年轻老师见访。自做同济学生报，经历了七十多年漫长岁月，自然也经历了其间人事代谢、纷纭莫测、大大小小的人世百态之后，能在我的暮年，有幸见到来自母校新一代的师长，谈谈天，请教一些问题。其欢愉之情，一时真难以言说。

一件件久已尘封的往事，似乎打开了闸门一下子涌现到眼前。

我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下半年进国立同济大学新创建的文学院中文系的。文学院共设置三个系：中文系、哲学系、外文系。

同时设立的还有法学院。因陋就简，两座学院就分别挤在北四川路底，江湾路边今复兴中学内的那一块校园里。文学院的教学楼，就是那一幢虹口公园前，江湾路一侧，面对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红楼（下图）。法学院则设在红楼南边，一幢灰色大楼内。红楼东的空地上，有一幢上铺红瓦、奶黄色的小平房，住着郭绍虞、牟润孙等教授，以及当时还很年轻的教授哲学的冯宝麐（后名冯契）先生。

由此向东，眼前是紧贴着甜爱路的一排简陋的平房，三四间光景。其中一间，就是同济大学文学院男生宿舍，挤着十几张横七竖八的叠铺铁床，光线黯淡、空气混浊，日日夜夜亮着黯黯黄黄、使人压抑的灯光。晚上门外边放置一木桶，供同学解手用。北邻一大间是中文系图书馆，放着一些诸子百家之类的书；另有几份报纸。大部图书，只见经过捆扎，堆置一边，无法打开，一位名叫陈小松的老先生管理这份工作。同学们似极少跨入这座图书馆的门。倒是走出校门几步路，内山书店旧址，由“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开办了“自由出版社”，它的书架上有林林总总的书，因此成为我们常年光顾之地，从中获取新知旧识。

住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宿舍里，深刻难忘的是那条如此难得的幽静的甜爱路。晚间从窗外偶然可以看到一二对少男少女，亲密地徘徊其间。有时，也可以听到悠悠的吹奏口琴的声音，在静静的有月光的夜晚，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遐思绵绵？

太杀风景的，是我们的左邻，住着一批警备司令部的勤务兵。整日间进进出出、熙熙攘攘，破坏了校园的宁静，使人感到一种莫可奈何的别扭。总之，此时此地，无可言说！

说来惭愧，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我只断断续续读到了初中毕业。我是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同济的。名落孙山，似乎也是必然的事。但，人即使处于无望中，有时也会怀有一种对命运之神的不屈服的强烈愿望。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柯灵先生，也只有求助于柯灵先生。早在一二年前，我这个才十六七岁的很稚幼的孩子，就已往他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和《中央日报·文综》投寄稿件。也曾专程跑到上海，面见过他。当时，他也才三十岁光景。在八仙桥畔，上海出版公司编辑部，他给我介绍了身旁的唐弢先生和他的外甥阿湛。他还给我写来了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

香还先生：

      《喇嘛僧》收到了。《大家》一时恐怕不会出，所以仍发表在《文综》里了。《大家》其实我只挂名，因为出版家是熟人，情不可却，所以由他们做着这一类不大合适的事。如果决定出版，我会写信请你写稿的。

       大作颇有风致，毛病是太浮，似乎可以从着实处走。《文综》渴需稿，希望你能多写，经常寄给我。《周报》以后也想要点短文章，但要言之有物的，太空洞浮泛的抒情之作不大合适，你愿意试试吗？我不大去《中央日报》，以后通讯寄稿，请直接寄《周报》。

      《文综》的稿费到了没有？早嘱办事人寄了。曾经接到你的信，问《世纪风》的稿费，当时因为丢了你的通讯处，无法寄奉，现在检出，为时过久，只剩了一点点小数目，抱歉得很。汇寄起来麻烦，现姑就信内冒险一寄。候复。

柯灵  上  五月五日          

我现在已不编《世纪风》了。

香还兄：

       示悉。五月份稿费迄今未寄，殊出意外，办事人疏忽至此，真堪痛恨。当即查询寄奉不误。

       前信嘱寄拙影，以事忙未复。弟奇懒，数年未单独摄影，近游富春江，有友人为摄一帧，又系“海内孤本”，未克奉赠，歉歉。

      近所忙何事？《文综》久未得稿，念念。近文汇又辟一文艺副刊《笔会》，为唐弢所编，亦颇需稿，暇时请多写作，勿令砚田久荒也。稿可寄《周报》弟收，《中央日报》弟不常去，信易失误耳。匆候

文安

柯灵 上        

《周报》新址：上海西藏南路26号

本文作者张香还先生自1945年12月起就开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图为1946年8月23日笔会版刊发的《王爷》（图中）

柯灵先生随即给同济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去了信，也随即得到了回音。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郭绍虞先生竟为了我读书的事，百忙中给我写来了四封信。

这是一封特用挂号寄出的信。

香还兄：来书诵悉。校中事务纷烦，似尚未有头绪。试读一事，尚未见会议。虞意如试读不成，可改旁听，不过旁听后来年须再经入学考试，且所习功课不能承认，以后仍须复习耳。如此又须吃亏一年。总之，酌量情形似得当，再行奉报。《燕京学报》上次回来时并未挈带南来。好在此文已收入《文学批评史》下册中间。此书已排印完事，不日即可装订出版，仍由商务印书馆印刷。现时同济已于十二月一日开学，但正式上课尚无确期。新生注册大约在十日左右。一俟定有确期，当又在报端披露。虞意中文系中申请求试读者过多，而定额甚少，恐无希望。旁听或有办法，如愿旁听，可于十日左右来沪。耑复，即颂

学祉

郭绍虞敬启  十二月四日        

半个月后，郭绍虞先生又寄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报告我正式获得试读生资格“好消息”的信。

香还兄：前夜别后，途次如何为念。关于试读事，顷已会议通过。日内正在办理新生注册（试读生或稍后），能来沪与校方先行接洽亦好。试读核准，住宿问题当亦可以商量。即颂

学祉

绍虞 十二月廿日        

接到这样的信，自然高兴万分。我即草草掮上一个铺盖卷，坐上三个多钟点的蒸汽火车，很早赶到了学校。

正式上课是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到终于开始上课那天，文学院首届一年级学生，总共才三十人不到。计中文系十二人，哲学系八人，外文系（德文专业）约六人。

去红楼上课，必先看到属于红楼建筑附属的那一幢红色小平屋，这是女生宿舍。进大楼，一个大楼管理人员，叫做“鲍尔登”的德国汉子，正站在那里。

中文系在三楼。文学院教授除了郭绍虞、牟润孙、杨一之、陈铨、冯宝麐等之外，大多兼职。

有来自复旦大学教授语音学与大学英文的李振麟和索天章，教授莎士比亚的东吴大学的张云谷，教授外国文学作品选的早期创造社诗人、翻译家穆木天，教授新文艺习作的许杰。上海市立博物馆的蒋大沂，教授文字学；还有是西洋史，由《新闻报》的一位先生任教。

至今没法忘记的是，在中国通史课上，牟润孙那一口响亮的京片子。一袭丝质的大褂裹着那微微发胖的身子。第一课，他自我介绍是史学大家陈垣的学生。那种上课时的滔滔不绝，一丝不苟引经据典，使人相信，他确然是出自史学大师之门的一位出色高足。

李振麟则西装革履，做过清华大学助教，才从英国回来。作为语音学专家，一口伦敦英语，口腔的运用，自是不同凡响。大学英文，选用的是西南联大陈福田编的那个本子。其中英国散文大家毛姆记述辜鸿铭的那篇散文，让拖着长长辫子的古怪福建老头，至今似还在心头。

那一位在德国留学期间，曾被纳粹希特勒拘捕过的，研究黑格尔和翻译黑格尔的大家杨一之，终年穿着青布大褂，脸色青青的，没一点血色。上他的课，得思想充分集中。哲学家确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模式。它的晦涩难懂，也似事出必然。

冯宝麐（冯契）先生，同时给我们开了伦理学等几门课。叫人佩服的是，他从不看讲稿，但目光很少接触大家。声音不高不低，似乎始终小心地限制在一个平平稳稳的水平上。这模样，就像一个正在老师面前背书的小学生，当年也才三十光景。

郭绍虞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和大学国文。他自是一位饱学之士，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尤其是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部扛鼎之作。他同时又是五四时期，十几个新诗开拓者之一。他的书法，自属一家。可惜的是，他不善言谈。大学国文用的是他自编的《学文示例》。这本著作采用了有代表性的各体古文、现代文，有代表性的译文，进行分类比较评析，很有特色。

许杰先生是位很随和的人。他任教新文艺习作，自是扬其所长。那一年暑假，又是一个炎炎的大伏天，正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兼课的他，跑到我位于潘儒巷的家，坐了一会。然后还有两个同学一起，三人陪着他，从苏州临顿路自北朝南，一路走来，到达沧浪亭。在这座最古老的园林里，师徒四人，徜徉在水池边的一山一石之间。来一点“思古之幽情”，却赢得了片刻的心灵愉悦，这是一件不易忘记的事。

上张云谷教授的莎士比亚课，不知为什么，我会想到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他有点大腹便便。在初中时代只读了林汉达编的那本《模范初中英语课本》的我，听他讲“莎士比亚”，吃力可知。对于莎士比亚，我仅仅看过梁实秋翻译的《威尼斯商人》。后来我知道，张云谷先生除了研究莎士比亚，还多才多艺，既擅长清代高其佩那样的指头画，又是我国早期油画开创者之一。

在这期间，说来好笑，我这个不懂德文的人，还跑进外文系教室，听了陈铨教授的课。只是想见一见这位创作了剧本《野玫瑰》，名噪一时，又是国内唯一的日耳曼史专家的人。他矮矮的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副圆形黑框的眼镜，一副潇洒自信的样子，确有一种独特的风采。至于同学传说他爱模仿希特勒，则戏说而已。但，晚年他可悲的命运，却是谁也想不到的。

至今仍叫人难忘的还有同济同学的团结友爱、吃苦耐劳的精神。大半同学，身无分文，每日三餐吃着由联合国救济总署举办的“救济食堂”供应的黑面包、美军剩余罐头食品，寒冷的冬天，穿上由他们供应的并不配身的黑布中式棉袄裤。作为同济大学大本营的工学院，那么多同学就挤住在由日本人留下的那座学校健身房内，用旧布把它间隔成一个个不易通风，仅能放置一张张床的小小空间。他们就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天，又度过了一个个酷热的夏天。

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学校“学生自治会”组织的一次次上街示威游行，成了认识现实、认识生活的另一课堂。现实真有它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也确实教育了每个人。越来越多同学走上街头。

1947年2月9日，南京路劝工大楼发生国民党特务打死国货公司职工梁仁达的惨案，消息也立刻传进学校。校外由丁景唐等发起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在1947年2月18日为此发了“抗议宣言”。其中有：

……死者和伤者的血燃亮了路，我们要冲破黑暗前进，我们的要求是和广大人士一致的，我们也一定和爱国人士在一起，为死者申冤，为伤者泄恨，用先烈的血迹，去迎接黎明的来临！……

在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有薛汕、袁鹰、包蔷、戎戈、沙鸥、项伊、廖晓帆等五十多人，刊登在上海《文汇报》等一批进步的报纸上。

梁仁达死难的现实，教育了大家，也深深教育了我。这份抗议书，同济同学项伊、廖晓帆签了名。我也签下了名。

在母校短短的时间里，好多事在记忆里已淡然无存。但，有些事，虽属琐碎，也极寻常，仍会记得起来，那就是访郭沫若的事。

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王造时的一部书稿，要请郭沫若写序。一天，哲学系一同学和我一起，去了附近狄思威路那座坐北朝南、面对国民党警察局的“郭寓”。小小的西式房子，一进门，就见一群孩子正在哭闹不休，于立群在一旁忙得不可开交。只能放下书稿，转身告退。出门不远，在人行道上，只见郭沫若一袭青布大褂，脚踏布鞋，一步步远远走来。我们仅踟蹰了一会，他一步步过去了……

“失之交臂”这句话，也许就是这样。

还有同济的“一·二九”事件，也是不会忘记的。“一·二九”前夜，大家集中在工学院会场兼食堂的屋子里，举行文艺晚会。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音乐学院的司徒汉指挥大家，一遍遍高唱着“山上的荒地什么人来开？”“山那边呀！好地方”等红色歌曲。还有臧克家等一个个文艺界人士热情洋溢的诗朗诵……场面激昂而壮烈。当晚，好多其他学院的同学就蜷缩在工学院教室的地板上，度过了极不寻常的寒冷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浩浩荡荡的学生请愿队伍一出发，就和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他带领的武装马队、“飞行堡垒”对峙在其美路上……

同济“一·二九”后，校园空气十分低沉。我这个血气方刚、对国民党现实又心怀不满的人，自然绝不会由此而趋向沉默，一个人办起了一份取名“大家”的壁报，集纳一些地下的言论、消息，在深夜张贴在文、法两学院共用的食堂墙壁上。同时，也参加《同济人》报，做一点工作。一天，我被通知撤离学校去解放区。这是1948年一个秋天的晚上，临行，外文系的一个同学，脱下了他身上的还留有他体温的薄棉长袍，要我穿上。于是，由同济医学院一个被开除的正充当“地下交通员”的同学带领，通过层层封锁线，到达皖东一开辟地区。在这里，昼伏夜出，随游击部队一起攻打敌人碉堡……不久之后，部队又奉二野刘邓大军命令，集中大别山。于是一个崭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本文作者手稿

后记   这篇小文是偶然之间，被激发出来的。同济生活确实是我常常想到的年轻生活中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当年那一些多么正直、多么友爱的同学。可惜，他们中不少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该去世的年龄，去世了！包括离沪前把棉袍从自己身上脱下，又披在我身上的那一位同学，还有默默主办《同济人》报的那一位工作者……离别后，都一次也没再见过。人生匆匆，就这样过去了！

2021年秋末，写于上海亿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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