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钱瑗在1987年相识，因为共同的兴趣很快成为好朋友。但我一直没有想过要拜访她的父母，虽然我问她要过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而且因此多得了一本《洗澡》，后来她还主动送我一本《将饮茶》。

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我的老师张祥保先生无意中说起，她和王岷源先生要去看望钱锺书先生。原来，北大中文系的文研所在1955年搬到城里并入中科院以前，他们曾经在北大的教工宿舍中关园里做过邻居。钱家搬走后，他们仍然保持联系。我忽然心血来潮，问张先生我能不能跟她们一起去，并且说我认识钱瑗。张先生认为问题不大，但她得回家问问王先生。过了几天，她通知我具体日期（我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是个下午），我们就一起去了三里河。当时我听说那是个部长级的院子。小区门口确实警卫森严，我们还必须填会客单，但好像没有要我们出示证件。没想到我走进院子时却发现，那些楼房除了彼此距离比较开阔，楼梯比较宽，楼层之间比较高一点之外，似乎并不特别贵气或高雅。进入钱家后，我觉得他们家看上去很眼熟，跟北大中关园里老先生们，例如张先生的家很相似，客厅就是书房，书柜还没有张先生家多（后来我才知道，钱先生不需要书柜，他的知识都在他脑子里）。我甚至觉得，钱家除了墙上有珍贵字画，房间大一点，数量多一点，似乎和我家也差不多，因为他们家的地也是水泥地，没有铺上什么需要打蜡的木地板，墙也是白灰墙，没有上过油漆或贴了美丽的墙纸。钱家的俭朴和两位大学者与钱瑗的热情使我心情放松，不再拘谨了。

寒暄过后，我们的谈话好像是从一个英语缩略语开始的。那时候国内流行各种各样的西方批评理论，在反传统理论中出现一个缩略语，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是DWEM。有位老先生给我打过电话，我孤陋寡闻，无法回答。后来听说王岷源先生问了他在美国的儿子，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结论。总之它代表Dead White European Male。（感谢宋希於先生。我已记忆不清，是他根据钱先生的《〈吴宓日记〉序言》，告诉我那个缩略语应该是DWEM：Dead White European Male，其整理者的注为“已故、白种人、欧洲人、男性”。）提起这个话题，钱先生就谈起各种批评理论，什么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什么德里达、福柯、弗莱，他像谈家常一样信手拈来，娓娓不断。我听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还觉得很惭愧，因为王先生和钱瑗他们都参加讨论发表意见，我却完全插不上嘴，尽管杨先生也很少说话。我对理论没有兴趣，也不关心，实在无话可说。钱先生已经80多岁了，居然对这些新理论如此熟悉，研究得如此透彻。他的评论也很犀利。我记得他在谈解构主义时说了一句，“一切都解构了，文学还有什么呢？”后来有一年，加州大学著名教授埃默里·埃利奥特来北大做报告，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他承认，理论讲过头就会忽略文学的美学意义。他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一篇他写的关于批评理论和文学的美学意义的文章。可惜，那时候，我已经无法把文章介绍给钱瑗或钱先生了。

不知道怎么一来，钱先生跟我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去他读过的大学看看他的成绩单就知道了。我一听就明白他话的含意。我马上说，大人物小时候也可能成绩不好的。作为佐证，我提了我在英国丘吉尔出生的Blenheim Palace看到他青少年时期给父母写的信，检讨自己功课不够好，还稀里糊涂地把表丢了，钱也花完了……我的结论是，有的人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有的人可能小时不佳，长大后一鸣惊人，成为伟人。钱先生笑眯眯地听我说完，抛出了一个重磅“炮弹”——鲁迅可以说是犯了“重婚罪”。这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知道鲁迅母亲把他从日本叫回家，让他跟她给他定亲的女人结婚，我以为他后来跟这个人离婚了。钱先生好像很高兴把我镇住了，“安慰”我说，鲁迅没有问题，因为他没有跟许广平结婚，他们只是同居。我还在回味他的话时，他又说，其实鲁迅并不穷。这话使我很疑惑，我反问了一句，有人说他很穷吗？钱先生说，他有稿费啊，很多的。就在这时候，跟钱瑗和杨先生在聊天的张先生过来说，我们该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我总摆脱不了一种感觉，钱先生谈鲁迅似乎别有深意，而且是针对我说的。我一到家就跟诚恩谈了我的感觉。他马上说：“你告诉钱瑗你爸认识鲁迅？”我说：“绝对没有。”我从1950年代开始，除了填表，从来不告诉别人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他又问，“那你告诉她了你爸曾经是编辑？”这倒是有可能，尽管我不记得了。诚恩说，钱先生恐怕推算出来了，你父亲做编辑时是认识鲁迅的。我还是想不明白。我父亲认识鲁迅，跟我有什么关系？钱先生为什么要一再谈鲁迅的事情？诚恩分析说，他在考察你。他可能不大赞成社会上把鲁迅塑造成神一样，想听听你的看法。这话似乎有点道理，但我觉得很别扭，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呢，如果他直接问我，我可以告诉他，父亲在1970年代就告诉我，鲁迅有些文字的政治寓意是后人添加的。诚恩取笑我，钱先生只是随便说一句，你一本正经，还提什么丘吉尔，他一定觉得可笑，就故意跟你开玩笑了。他其实是很风趣的。

我接受了诚恩的分析。我谈丘吉尔确实是班门弄斧不知天高地厚。我也想起钱瑗说她父亲有“顽童心理”，他当时好像是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但诚恩的看法是否正确，不得而知，因为我没有再跟钱瑗谈我到她家的事情。不过，她后来倒是告诉过我，她父母认为我在《译林》发表的《记雅俗共赏的福克纳年会》写得不错。尤其那些关于美国听众对给他们做报告的学者卖弄理论名词的做法不买账的描写。我没有想到他们不是《译林》杂志的空头顾问，他们真的在看里面的内容的。当然，能够得到他们的表扬是件开心的事情。

此后不久，我有个机会到加拿大访问，遇到了比我高两届的学长刘慧琴女士。她本来是归国华侨，1977年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在国内时期是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跟杨绛、钱锺书先生是忘年之交。我在她家住了两天，听她谈了她如何在极为困苦的情况下同时打好几份工，终于把两个女儿培养成才，小儿子也得到奖学金在攻读会计专业，但以后还想进法学院。她在辅导女儿功课时自己也学成了会计，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她还告诉我，她是如何认识电影明星胡蝶，并且挤出时间为她写了一本传记的。她甚至带我去参加温哥华的华裔作家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主要目的是鼓励和帮助那里华裔作家的创作，推动他们和其他国家文学的交流。她也曾多次邀请我们的作家访问加拿大，介绍彼此的创作活动。这是刘慧琴退休后的一个重要工作，担任过协会的会长或副会长。总之，我在温哥华收获很大。在回国前，刘慧琴托我带一盒西洋参给钱杨两位老人。

我并没有去钱家送这盒西洋参。我对拜访名人有点忌讳，一怕打搅他们惹人嫌，二怕别人说我企图攀附权贵。幸好有人帮我解决难题。我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很有可能是跟杨先生他们来往颇多的郑土生先生要来找我，我就写了封信给钱瑗，托郑土生把西洋参带给他们。我还附了一瓶加拿大特产的枫糖浆，并在信里告诉钱瑗它可以涂在面饼上，还傻乎乎地问了她是否会摊面饼。于是，我就接到了一封非常有趣的回信。信的抬头是我，但落款却不止一个。信的格局很有意思，是以钱瑗的回信开始，直行行书，占了右边大约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落款是钱瑗。她谢谢我替刘慧琴带东西，但告诉我，她父母不吃西洋参一类的补药，不过枫糖浆很好，她会用来做面饼的。信纸中间大部分地方是用毛笔写的，跟钱瑗的内容差不多，但强调钱瑗会做面饼，而且一定会做给他们吃的，也一定会用到我送的枫糖浆。这一部分落款是“杨绛”。然而在左下方不多的空白处有用圆珠笔写的感谢词，落款是“真杨绛”。换言之，这一行点明了毛笔写的那部分是钱先生的文字。

我和诚恩收到信后非常高兴，还笑了半天，他们仨实在太风趣，太好玩了！诚恩还说，看样子，其实我亲自送去他们也不会嫌弃我的。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去了，就没有这样一封有意思的信了。我还一直想，他们仨有没有这样给别人写过信。如果没有，那我真的很幸运。

过了几年，有一天，诚恩告诉我，他遇到法律系的一个熟人，那人在收集名人书信，很得意地说了他得到了哪些名人的信。诚恩听他吹嘘，忍不住告诉他钱瑗一家给我的信。那人就想要，诚恩拒绝了，回家跟我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收藏，要送给他？说老实话，我已经几十年不写日记也不留信件，甚至父母的来信都看完就撕。我没有扔掉钱瑗的信是因为太喜欢了，就留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现在，诚恩要收藏了，他就把信放到客厅大柜里的一格，跟有些我们翻译出版的书、我们特别喜欢的书和一些女儿小时候收集的邮票册放在一起。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放信的具体地方。从他收藏起来以后，我没有再去看过这封信。而他去世二十多年了。

2019年，我回国，决心处理家里的藏书。在我半强迫半恳求的情况下，我一个在大学担任领导工作的学生接受了这些书，派人来我家打包搬走了，在他们出门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柜子里还有书，我已经整理出一套我们两人的翻译作品和著作，那个格子里的书也可以送掉了。于是，我拦住了来拿书的人，让他们把格子里的书也搬走。当天下午，我忽然想起钱瑗一家给我的这封信，马上去翻留下的邮票册等物品，可惜没有找到这封信。我赶快通知我学生，他告诉我，他们还没有拆开装书的包装箱，他会让负责搬书的人好好寻找。第二天，他告诉我，他们确实发现一封信，但不是钱瑗他们仨给我的信。

我失去了这封自以为绝无仅有的信，心中的沮丧难以言表。但我也只能怪自己记性不好而又过于鲁莽。我本来希望能够回国把那格子里的东西再好好翻找一遍，然而因为疫情始终无法成行。左思右想，我决定写这篇文章，如果有人发现了，希望他能还给我。我更想借此说明，我并没有赠送他人或出售过钱瑗一家三口写给我的这封充满温情而又幽默风趣的信。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