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新华社

去年暑假，我回老家山东荷泽探亲，我们家的老房子已经拆迁，家人住进了新居。但马路对面还没拆迁，还是几十年前破旧低矮的平房，只是现在大都改成了临街的店铺，卖些杂物。我小时记忆里行人稀疏的街道现在成了闹市。

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从一家店铺前经过，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突然微笑着和我打招呼：“三哥：你回家来了？”我一愣，想不起她是谁？我从1981年出去上学，后来又在外地工作，只是假期回家暂住，和邻居已不是太熟。她见我没想起来，说：“我是开茶馆的赵家的四妞啊！”我这才恍然大悟，赵家的大妞和大儿，当时有十几岁，我还都有印象，其他的孩子当时还是五六岁和两三岁，现在都成了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因为后来没怎么见过面，怪不得认不出来了。

但提起赵家茶馆，我却是非常熟悉，无法忘怀的，因为我们两家对门住着长达七十多年，关系深厚，可谓世交——赵家老掌柜认了我奶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老姥娘做干妈，每到春节都会过来拜年，叩头，践行老礼，一丝不苟。老掌柜去世后，他的儿子赵三叔继承了茶馆，每年春节也要过来拜年，同样也要给老姥娘磕头，仿佛不如此就无法表达深厚的情分。我的老姥娘活到将近九十高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去世。她老人家虽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但性格刚强，天性乐观。她一辈子生了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丈夫早逝，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女儿靠作女红等艰辛度日，虽然古话说“盗不过五女之门”，在那个时代女儿养得越多越穷，但她从不言愁，总是乐乐呵呵，笑对人生。她的豪爽热情、开朗诙谐、与人为善的天性，让她能把本来窘迫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充满快乐。因为夫家姓刘，好多人让孩子认她做干妈，为孩子起名叫“刘柱”“刘根”之类，以求讨个吉利、“好养活”，所以她认了不少干儿子，赵家的老掌柜就是她的干儿子之一。

在保温瓶和煤球炉普及之前，茶馆生意还不错。因为生火不易，所以来了客人要泡茶等等，一般都要到街上的茶馆去打开水。茶馆还是市民平时聊天、聚会的地方。茶馆的格局大致相似，都是一排长炉子，上有十几个灶眼，上面坐着铝壶，旁边一个长长的大风箱，拉起来火苗呼呼作响。开茶馆很辛苦，因为屋里飘的煤灰太多，所以掌柜的脸上好像永远带着洗不掉的烟色灰痕。另外像拉风箱、提水等也都是吃力的活，我曾试着拉过他们家的风箱，起初还行，但越拉越重。开茶馆的利润在暖水瓶和煤球炉普及之后越来越薄，顾客也越来越少，只有一些进城的农民，带干粮打尖，才进茶馆，要碗开水，就着干粮凑合一顿。所以，靠茶馆养家，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比较困难。我记得小时候遇到的茶馆唯一的一次盛事，是当时农村公社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进城汇演，每个公社都包了一个茶馆解决吃饭问题，那是茶馆的一次大生意，只是这样的机会不多。利润薄，活又辛苦，所以赵家三叔虽然继承了祖业，但他还是到地区的建筑队上班去了，他娶了一位吃苦耐劳、做事风风火火的农村媳妇帮他开茶馆，那就是性格同他一样豪放、乐天而又泼辣、能干的三婶了。

我的爷爷因为去世较早，我奶奶带着我父亲回了娘家，所以我父亲是在他姥娘家长大的，后来老人家也是由我父亲养老送终的。1948年此地解放，我父亲就去开封考入了中原大学，一所设立于1948年至1953年的特殊革命大学，毕业后入伍，参加抗美援朝，老姥娘作为军属，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慰问和优待，很为自己一手养大的外孙自豪。  三叔继承了他父亲热心助人的侠义性格，有一次我到井里打水，不小心把桶掉井里了，三叔听说后，马上带着家里专门用来捞桶的抓钩赶来，在井边用抓钩一点点寻摸，费了大半天工夫，才把桶捞了上来。

虽然境况不佳，三叔、三婶还是生了五个孩子，这样光靠当建筑工和开茶馆来维持生活显然有些吃力了，找邻居帮衬一下，也就成为常态。那时，邻里之间“患难相恤、守望相助”并不是一句空话。由于赵家生活窘困，有那么些年，他家长时间吃不到肉，结果孩子们得了夜盲症。我奶奶当时在饭店上班，知道后，就买些鸡肝、猪肝带回来给这些孩子吃，后来他们的夜盲症也都治好了。他们的大女儿天生好动，有运动天赋，后来当了运动员上了体校，又进中学当了体育老师。他们的大儿子、二儿子、还有最小的五儿子也都就业当了工人。我见到的四妞属于在家留守的，在原来的茶馆门口开一家杂货店，生活也还过得去。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拆迁，盼着早日住进新建的楼房。至于三叔和三婶，他们早在七八年前六十出头就相继去世了，愿辛苦、劳累了一生的他们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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