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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隆德火车站候车室，我拖着两只行李箱落座在一张沙发上，斜对面的邻座上端坐着一个七十岁上下的男人，穿一身西服，底色透着一丝蓝，却像是让岁月褪去了颜色，像是苍白，和那缺少血色的脸吻合。他又是认认真真打着领带的，一条发皱的灰头土脸的领带。“嗨。”我说，像这里的人通常所做的那样，不远不近，有礼貌却并不攀谈。这个人却不合常规地开了口：

“你们这是要上哪儿？”

“瓦尔贝里。”我说。

“哦，那地方我年轻的时候常去，那里的海滨游泳馆挺不错，那地方，我以前常去。”

“那么，您今天是要上哪儿呢？”

“我去旅行。”

我丈夫从取票机里打印出预先订好的车票，也坐过来。不过他很快找了个机会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这位老先生似乎神经不太对劲。

周围一个又一个旅客起身离开，我们的车也快到了。老先生看上去没有等待的烦躁和无聊。接他的话，对我来说变得困难起来，因为他重复着自己的话，像复读机，到头来，终究归为一句:“我去旅行。”我注意到，有一种飘忽的眼神从他镜片背后散射出来，像一个不动声色又偶尔闪出讥刺的笑，这笑容正走在哭泣乃至愤怒的半途上，时刻有可能发作，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成为这一喷发的接收者。可在这时候离开这张沙发座又太失礼了。

眼神是个无法证明的东西，眼神多少也透露出隐秘的心情。尽管我其实很难分辨，我看到的那种闪烁中，有多少是他的心情，多少是我的担忧。我当然不能断言我们对这个人的猜测是正确和公平的，但他恰如那个冬晨的薄雾，有一份飘忽、一份凛冽。

我们的车到底是来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又十分遗憾，我一边拖着行李往前走一边扭头看那老先生，直到看不见为止。我无法观察到，这个人最终是否登上了某一趟车，它到底开往哪里。还是说，他会就那么坐着、坐上大半天。我也不能隔三差五地去中央火车站查看，这个人是否再次拎着一只磨损而干瘪的公文包，坐在紧靠 Espresso House大门的沙发座上。顺便说一句，这家咖啡店1996年在隆德创立，它成功地把自己在北欧和德国铺开，特别是车站。

我在隆德车站遇到过寂寞的人。也是在候车室，有一回有一个四十多岁、胡乱扎着马尾的女人拖着箱子突然出现，并且紧挨着我坐下来。明明有那么多空位，她为何坐得离我这么近呢。我诧异地下意识地看了她一眼，她并不看我，直直地对着她面前的空气，低声又清晰地说:“我大半天没吃东西了，请给我一点钱买面包和水。”几乎在下意识中，我慌忙掏出钱包里的一张纸币。她道谢，即刻起身，拖着箱子，迅疾地奔跑。倒像是再不跑就要误了她的车了。我这时才定下神来，猜她跑那么急，不全是因为饿，恐怕也因为羞愧。

隔了两周，我在“外婆的面包房”买好拿破仑和布达佩斯，又在隔了两间门面的英格斯塔德火鸡专卖店买好火鸡肉泥和肉排，火鸡店店门自动打开，我一出门，迎面看见一个胡乱扎着马尾的女人拖着箱子急促地走过，箱子在石子路上划拉出刺耳的噪音。没错，这条街正巧在车站对面，我又看到了那个需要面包钱的女人，似乎她全部的生活都在那一只外表已涂得红红绿绿的旧箱子上，而她最熟练的动作就是拖着箱子奔走。她是个无家可归者了，虽说身上没发出臭味。说来也怪，难民也居有其所的这座城市里，还是有土生土长的无家可归者。据说他们有各种问题，比如酗酒、吸毒等。有一回，我看见公园长椅上坐着个木然的中年男人，如同公园里的雕像，陪他坐的是几只大小不等的破包。又有一回，寒冬的上午，我走进大教堂，以为里头空荡荡没几个人的，突然发现坐椅上横卧的身体，惊叫起来。牧师急急忙忙地悄声走来，压低嗓门带着微笑对我解释，那恐怕是冻了一夜的人，趁教堂开了门，进来暖暖身子。

隆德中央火车站一带是个能集中看到无家可归者的地方。车站附近有一家超市。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蓬头垢面，五官和身材其实很立体，说得上挺帅。他只有一只手，他用那只唯一的手搂着个脖子上布满黑青色纹身的无家可归的女人。他俩刚从超市里冲出来，不像别的顾客多少都提着购物袋，这一对看起来五十开外的人儿，只是女人手上有一盒牛奶和一盒饼干。他俩像是走在一个刹不住车的快乐的惯性里手舞足蹈，像是1960年代的嬉皮青年，像是演绎着一种类似于爱情的东西，一种无畏的爱情。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和状态里，上天总有可能让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产生感情——我盯着他俩，心里说出这么一句。许是我看得直愣愣地，那单手男人看了我一眼，那女人则毫无反应，她眼里只有她的男子。

又一年，夏天的意思格外鲜明，隆德城的街面上，行人一天天稀疏起来，大学城的青年们要放假了，对于居民来说，休假季就要开始了。

我乘火车要到外省去。在站台上突然听到身后一串热烈的讨论:

“嗯，我们乘这班列车先到赫尔辛堡，然后转巴士到慕勒，我们是待一周还是两周呢？我们可以打高尔夫球也可以游水。”

我扭头一看，讨论着的人已转而站在同站台、隔壁轨道的列车信息显示屏前:

“这个更好，我们乘这趟到哥德堡的车，然后到菲耶巴卡去……”

“好啊，好啊，十岁那年的夏天，我就是在那里学会游泳的呢。”一个红头发、叼着烟的女人大声嚷嚷。

是三个无家可归者看着翻转的列车信息显示屏，遐想几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言语中的目的地都是出名的夏季度假海岛，他们谈得熟稔，看起来谈的是儿时或年轻时与亲友们消磨了无数夏日的地方，这样的旅行一直存在于年复一年重复着的无尽夏日的生活菜单上。

慕勒的夏天

眼下是复活节，我突然想起这些车站旧影，是因为佩尔刚给我打来电话。已经有好多次了，这一年来，人们都无法见面，他在电话里多次地对我大段地描摹头脑中的旅行：“我要去哥本哈根。去希腊。”去哥本哈根在感觉中都算不上旅行，从我们居住的城市到那里不过半小时车程，想去就去了; 希腊是佩尔租住过几次写作小屋的地方，也算不上难事——只要欧洲再次通航。我这么想着还是没说什么，这些都是大家全明白的事。

佩尔不爱运动和社交，“但我还是爱旅行的，”他说，“这样可以让我远离沉闷而灰暗的瑞典。”我笑出声来：“我明白，就像斯特林堡那样，远离灰色的瑞典。”“正是如此，”佩尔满意地笑了。他是个特别的人，时至今日，他依然能如此地靠近斯特林堡的精神。他怕盛夏的艳阳，光线晃得他头疼，他也怕冬天的晦暗和阴雨，那会让他抑郁。但他坚信欧洲大陆的光线和温度能奇特地治愈全部的焦灼。我其实认为，佩尔是自愿地让自己感染了上一世纪北欧文化人对欧洲大陆特别是南部欧洲的无尽向往。对佩尔这样的北欧文化人来说，南欧的温暖更是文化气候上的，根植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佩尔给我电话，道一声复活节快乐，又说，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我和佩尔并不是那么熟，熟到记住生日的地步。我赶紧祝福他。“一个大男孩。”我在心里说，微微笑了。

“想去阿姆斯特丹，乘船游运河，再去梵高美术馆……”佩尔拾起旅行的话题，说得具体，我没法打断他，倒像被催眠了一样，不由自主地也走入阿姆斯特丹的街道，那些画廊，那些我和家人跳上跳下的电车，那些一间又一间堆着奶酪的商店，橱窗的瓷花瓶里插着一枝一枝的郁金香。那种瓷花瓶我也买了，它被朋友戏称为五指山（上图）。我想起上一次在阿姆斯特丹，距今已三年。没错，疫情前，我和我丈夫也时不时旅行的。

“这让人讨厌的疫情啊。”佩尔说。

“ 嗯，这是最后的忍耐了，再坚持一会，”我说，“到今夏，疫苗全面普及，疫情一定就控制住了，这是最后的一段忍耐了。”

2021年复活节写于马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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