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战功卓著，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他出生于1907年，1925年在北京育德中学读书时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北京汇文中学，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汇文中学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北京东城的学生运动。图为2002年9月14日，彭雪枫的夫人林颖（中）与北京汇文中学彭雪枫英雄班的学生在一起交谈。为纪念彭雪枫将军诞辰95周年，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四师分会当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了纪念大会。图／新华社

一

今年是我的母校汇文中学建校150周年。这是当年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老校。1959年建北京火车站，占据了它大部分校园。1960年，我考入汇文中学，报到的时候还是到残缺的原校址，入学时，已经进入崇文区火神庙的新校址。火神庙早已不存，以前这里是一片乱坟岗子，汇文新校矗立在这里时，前面的新开辟不久的大街起名叫幸福大街，火神庙，后来更名为培新街。汇文中学，带来一个新时代清新明喻的街名。

我从初一到高三，在这所学校读书六年。高三时，我在5班，王瑷东老师是高三(4)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并不教我。到北大荒插队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去学校找曾经教我语文的田老师借书，在语文教研室里没有见到田老师，见到了王老师，她向我打招呼：你是找田老师借书的吧？你要想看书，我家有，到我家来。说着，她把家的地址写给我。我到东单的新开路她家，她借给我《约翰·克利斯朵夫》《红楼梦》和《人间词话》。特别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成为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启蒙书。我和王老师长达五十余年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去年，王老师年整九十，依然健康如旧。她所教的高三（4）班同学为她祝寿，全班同学都找齐了。自1966年高中毕业，已经过去了54年，世事跌宕中，同学早已风流云散，能够聚齐，实属不易。王老师却觉得并未全部聚齐，她想起了赵同学。

1965年底，赵同学突然在全班同学的众目睽睽下被警察带走，以“猥亵幼女罪”被发配长春劳改。这件往事，触目惊心，一直盘桓在王老师的心里。赵同学品学兼优，初中毕业优良奖章获得者，保送汇文中学，怎么一下子沦为阶下囚呢？但在那样一个有口难辩的极“左”年代，她只能沉默不语——她自己被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批斗，也无力反驳。但是，她坚信赵同学是清白无罪的。当年，作为赵同学的老师，她无力阻止这样荒诞行为的发生，现在，应该找到赵同学，起码让他在当年高三（4）班的全班同学面前，让大家知道他是清白的——她无法忘记那时赵同学望着自己的无辜而悲伤的眼神。

王老师开始寻找赵同学。这成为90岁这一年王老师要做的一件大事。她对我说，当年自己对全班同学解释赵同学被劳改的事情时只能含糊其辞地说“这是青春期好奇心理所犯的错误吧？大家要引以为戒”。几十年了，这件事一直埋藏在心里，我要给全班同学一个交待，也给自己一个交待。我已经90岁了，我不能再违心了，想做的事就去做，不给自己留遗憾。

寻找55年前被注销北京户口的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不必细说。架不住王老师桃李满天下，可以帮她如海葵的触角伸展到大海深处，一身化作身千百；更架不住王老师心如铁锚，坚固地沉在海底，等待远航归来。终于，在去年的年末，王老师找到了赵同学故去父亲户籍上有一女子的登记信息，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王老师迫不及待打过去电话，问接电话的女子知道不知道赵同学这个名字？对方说那是我大伯！但是，她没有她大伯的电话，说他在河北迁安，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她问问后再给王老师回电话。5分钟过后，电话打过来了，没有想到，竟是赵同学打过来的。

王老师告诉我：赵同学那个热情劲儿，甭提了，就像跑丢的孩子，被找回了家！

一个只教过自己两年半的老师，居然还记得55年前的一个学生，而且，笃定相信他是被冤枉的。这样的老师，是少见的。不要说赵同学感动，我也非常地感动，因为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做到的。

赵同学确实是被冤枉的。他到了吉林的劳改农场，场长都觉得他是被冤枉的，只让他劳改两年，就提前释放，在吉林农村当农民。他有良好的学习底子，在农村，不忘苦读外语，艺不压身，先当村里的代课老师，再当农办老师，最后调到河北迁安当中学外语老师，也算是苦尽甘来。

王老师对我说，2020年让疫情闹的，是个灾年，没有想到，对于我，却是个“丰年”。对于90岁的王老师，做成了55年以来一直都想做的事情，这确实是件大事。90岁，还可以做很多事。我还远不到90岁，不知能做什么事情。

二

张学铭老师，是我读高一时的班主任，兼教化学课。他的身体不好，从北京大学化学系肄业。以张老师的学识，教我们还在背元素周期律的高一学生的化学，是小菜一碟。除了上课，他不爱讲话，也不爱笑，脸总是绷得紧紧的。作为班主任，他管的不多，基本都放手让班干部干，无为而治。除了上课，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在高一这一学年里，我和张老师的接触只有两次。

一次，是上化学实验课。张老师先在教室里讲完实验具体操作的步骤和要求，就让我们到实验室做实验，他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去——实验室里，有负责实验的老师。这是张老师的风格，什么都让我们自己动手。他说，饭得靠自己吃，路得靠自己走。

那一次实验，我忘记是做什么了，每一个同学一个实验桌，上面摆着各种化学的粉末和液体，还有各种试管和瓶瓶罐罐。最醒目的，是一个大大的烧瓶，圆圆的，鼓着大肚子。实验过程中，“砰”的一声巨响，我面前的这个烧瓶，突然炸裂了。全班同学都被惊住了，目光像聚光灯都落在我的身上。

实验老师也走了过来，望着有些惊慌失措的我，先问我没伤着吧？然后，对我说：你去找张老师，跟他讲一下。

我到化学教研室找到张老师，告诉他这件事，垂着头，等着挨批评。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拿出一个新烧瓶，交到我的手里，让我回去重新做实验。没有一句批评，就这么完了吗？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烧瓶，生怕掉到地上，站在那里。他只是挥挥手，让我赶紧回去做实验。

我嗫嚅道：张老师，我把烧瓶……

他打断我的话：做实验，这是常会发生的。哪有什么实验都那么顺顺利利就成功的？

第二次，是一次班会。那时，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我提议，组织一次班会，专门讨论一下理想，我想了一个讨论题目：是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对社会的贡献大，还是做一名科学家贡献大？那一阵子，我们班正组织活动：跟随崇文区环卫队，一起到各个大杂院里的厕所掏粪。带领我们的掏粪工，是赫赫有名的时传祥师傅，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因受到过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而无人不晓。张老师听完我的提议说：很好，你就组织这个班会吧。到时候，我也参加。

班会在周末下午放学之后进行，开得相当热闹。大家刚刚跟随时传祥掏过粪，很佩服时传祥，但是，高中毕业考大学，难道上完大学，不是为了做一名科学家，而是还去当掏粪工吗？显然，当一名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些。支持者，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者不甘示弱，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没有掏粪工，生活就变得臭烘烘的了。只有社会分工不同，行行出状元，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科学家一样的大。

大家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直到天黑，还在争论，尽管没有争论出子丑寅卯来，却是兴味未减。整座教学楼，只有我们教室里的灯亮着。说实在的话，这个争论话题，有些像只带刺的刺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不是知识分子。讨论这样的话题是犯忌的，却是所有同学心理和成长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张老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静静地听我们热火朝天地争论。最后，我请张老师做总结发言，他站起来，只是简短地说了几句：今天同学们的讨论非常好，你们还年轻，还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但你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为实现这个理想，实实在在地学习努力！他声调不高，语速很慢，我们都还在听他接着讲呢，却戛然而止。

走在夜色笼罩的校园里，望着远去的张老师瘦削的背影，我真想问问他：张老师，您自己没当成一名科学家，而是到我们学校当了一名化学老师，您说您要是当了科学家对社会贡献大呢，还是当中学老师贡献大呢？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回答。

不管怎么说，高一那一年，张老师以他开明民主的教育方式，给我们全班同学关于理想，关于价值观，一次畅所欲言的机会。尽管一切都还没有答案，一切的答案，不都是在我们这样年轻时候的摸索中、争论中，才能逐渐寻找到的吗？

三

阎述诗老师，冬天永远不戴帽子，曾是我们汇文中学的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景观。他的头发永远梳理得一丝不乱，似乎冬天的大风也难在他的头发上留下痕迹。

阎述诗老师是北京市的特级数学教师，这在我们学校数学教研组里，是唯一的。他只教高三毕业班，非常巧，我上初一的时候，他忽然要求带一个班初一的数学课。可惜，这样的好事没有轮到我们班。不过，他常在阶梯教室给我们初一的学生讲数学课外辅导，谁都可以去听。

我那时并不怎么喜欢数学，还是到阶梯教室听了他的一次课，是慕名而去的。那一天，阶梯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连走道都挤得水泄不通。上课铃声响的时候，他正好出现在教室门口。他讲课的声音十分动听，像音乐在流淌；板书极其整洁，一个黑板让他写得井然有序，像布局得当的一幅书法、一盘围棋。他从不擦一个字或符号，写上去了，就像钉上的钉，落下的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随手在黑板上画的圆，一笔下来，不用圆规，居然那么圆，让我们这些学生叹为观止，差点儿没叫出声来。

45分钟一节课，当他讲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下课的铃声正好清脆地响起，真是料“时”如神。下课以后，同学们围在黑板前啧啧赞叹。阎老师的板书安排得错落有致，从未擦过一笔、从未涂过一下的黑板，满满堂堂，又干干净净，简直像是精心编织的一幅图案。同学们都舍不得擦掉。

长大以后，我回母校见过阎老师的备课笔记本，虽然他的数学课教了那么多年，早已驾轻就熟，但每一个笔记本、每一课的内容，他写得依然那样一丝不苟，像他的板书一样，不涂改一笔一划，整个笔记本像一本印刷精良的书。阎老师是把数学课当成艺术对待的，他便把数学课化为了艺术。只是刚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阎老师其实就是一位艺术家。

一直到阎老师逝世之后，学校办了一期纪念阎老师的板报，在板报上我见到诗人光未然先生写来的悼念信，信中提起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方才知道是阎老师作的曲，原来他学艺如此广泛而精深。想起阎老师的数学课，便不再奇怪，他既是一位数学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将音乐形象的音符和旋律，与数学的符号和公式，那样神奇地结合起来。他拥有一片大海，给予我们的才如此滋润淋漓。

那一年，是1963年，我上初三，阎述诗老师才58岁。他是患肝病离开我们的。肝病不是肝癌，并不是不可以治的。如果他不坚持在课堂上，早一些去医院看病，不至于这么早走的。从那一年之后，我再唱起这首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便想起阎老师。

就是从那时起，我对阎述诗老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他的才华学识，他本可以不当一名寒酸的中学老师。艺术之路和仕途之径，都曾为他敞开。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日本教官接管了学校后曾让他出来做官，他却愤而离校出走，开一家小照相馆艰难度日谋生。解放初期，他的照相馆已经小有规模，远近颇有名气，收入自是不错。这时母校请他回来教书，他二话没说，毅然放弃商海赚钱生涯，重返校园再执教鞭。一官一商，他都是那样爽快挥手告别，唯有放弃不下的是教师生涯。这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做得到的，人生在世，诱惑良多，无处不在，一一考验着人的灵魂和良知。

据说，当初学校请他回校教书，校长月薪是90元，却经市政府特批予他月薪120元，实在是得有其所，充分体现对知识的尊重。现在想想，即使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世上有许多东西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阎述诗老师一生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白日教数学，晚间听音乐，手指在黑板与钢琴上，均是黑白之间，相互弹奏，陶然自乐。这在物欲横泛之时，媚世苟合、曲宦巧学、操守难持、趋避易变盛行，阎述诗老师守住艺术家和教育家一颗清静透彻之心，对我们今日实在是一面醒目明澈的镜子。

抗战胜利70周年时，在母校纪念阎述诗老师的会上，我见到他的女儿，她是著名演员王铁成的夫人。她告诉我，她的女儿至今还保留着几十年前外公临终前吐出的最后一口鲜血──洁白的棉花上托着一块玛瑙红的血迹。

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与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终究是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历史。

那块血迹永远不会褪色。那是五月的鲜花，开遍在我们的心上。

2021年1月13日写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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