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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中有多则友谊故事，奠定了中国文学文本对于“友伦”的基本概念。如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说的是春秋时，贫士左伯桃往楚国谋前程，路遇另一儒人羊角哀，相谈甚欢，抵足而眠，并决定相携一同去往楚国。不想天气恶劣，路又不平顺，伯桃受冻不过，舍命将身上衣服和干粮给了羊角哀，后羊角哀果然飞黄腾达，厚葬旧友。故事到此，虽是同袍真情，却看似平常。谁知后来，左伯桃阴灵竟被荆轲和高渐离欺负，羊角哀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他都失败了，最后决定生死共处，自刎前去助战。小说末尾感慨，“古来仁义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真正的友谊，是我愿意为你的前程献身，与此同时，你也绝不能贪生怕死。

又如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早在唐故事中就有记载，说的是传奇中的两位主角吴保安和郭仲翔两人之间诚恳而动人的友谊。郭仲翔是兵部尚书郭元振之侄，在李蒙的讨蛮部队中任判官，吴保安是他的同乡，因郁郁不得志，便向郭仲翔投书求助，获得了管记（管文牍的官）一职。后来，李蒙兵败身死，郭仲翔被俘，非千匹之绢不能赎回。吴保安抛妻弃子历经十年筹措营救郭仲翔所需之物，将郭仲翔救出。后吴保安夫妇故去，郭仲翔大为悲痛，亲自背负保安夫妇骸骨练囊，步行数千里，且行且哭，感人至深，还为保安之子的前程做了谋划。正所谓“频频握手未为亲，临难方知意气真”。可见真正的友谊，就是真正的恩义，都在危难中显出光辉。

再如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更为奇异。汉明帝时期有一个秀才张劭出门应举，投店时救了隔壁一个患了时症的秀才范式，两人结为兄弟，却都误了应试的日期。范式非常感动，想要登堂拜母（“汝母即吾母”），两人相约在第二年重阳，张劭在家设鸡黍宴。到了第二年，张劭等到半夜，范式都没有来，只来了一阵风，原来，范式忙于家务忘了日期，为了守信，他想着“人不能行千里，魂能日行千里”，于是自刎而死，魂驾阴风，特来赴鸡黍之约。“鸡黍之交”为八拜之交之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友谊典故，范式张劭的情谊可谓如梦如醉，千里幽魂叙旧盟。不仅为我们定下了“你妈就是我妈”的友谊标准，且“人没有来风来了”，其实也影响到了后世小说如《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

《王六郎》选自《聊斋志异》卷一。故事说的是许姓以渔为业，以酒为好，打渔饮酒时，顺便把酒洒在河边以祭祀水中亡灵，感动了水鬼王六郎，因王六郎本身也是“沉醉而死”。为了报答情分，王六郎暗中帮助许姓打到更多的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天，王六郎突然对许姓说，他的业报已满，将要重新投身人间，所以两人离别在即。许姓开始有些害怕，后来很快有了惜别之意。虽然伤心，但两人畅饮并互诉衷肠，加深了情谊。次日，本应有一女子渡河，溺水而死，代替王六郎。但王六郎看到她怀中婴儿，不忍心伤害两个人的性命，放弃了这次机会。于是王六郎与许姓一如既往，饮酒捕鱼。王六郎的好心肠感动了玉帝，他又将赴任异地新神，两人又要告别。王六郎走后，许姓不忘旧情，一诺千金，不顾家人反对，置办行装去往几百里外的招远。在路上，许姓遇到许多帮助他的人，都是王六郎托梦拜托的。当夜，许姓梦到六郎衣冠楚楚来到，与过去大不相同。六郎情深义重，化作清风盘旋，送别旧友，款款情深，难舍难分。作家笔下所创造的王六郎形象生动深情，令人难忘，堪称是一个理想友人的化身，充满了人格魅力和影响力。篇末的“异史氏曰”以“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讽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贵贱之间无真情的世相。

有趣的是，这些令人难忘的友谊故事都发生在男性之间，且都以死亡作为检验标准。不管是“你的前程就是我的前程”，还是“报恩”，或是“守约”，以至于我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其他男性结盟的古代故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让我们确认关于中国式男性“友谊”的常识，即“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果没有“同年同月同日死”，至少也要“灵輀若候故人来，黄泉一笑重相见”。

西方文学的情况是怎样呢？在希伯来圣经和新约中，多数友谊故事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一直要到十三四世纪，女修道院中才出现了友谊书写）。如今被社交媒体广泛引用的友谊理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友爱”一节，或是最早撰写有关友谊文章的基督徒之一圣奥古斯丁，还是蒙田的《关于友谊》，讨论的都是男性友谊。其中，圣奥古斯丁在谈到“失去朋友”时说的，“我讨厌世界上所有一切东西，因为没有一个东西藏有他的身影”，颇有些《王六郎》的意趣，可见古今中外我们对于友谊的推崇和歌颂，始终是很热心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理论的创造者很多都不相信女性的友谊，我们却在当代反复引用他们的话，以为这些美好的词汇是通用的、属于每个人的（如“友谊是亲密、忠诚和爱的纽带”； 最好的朋友是“一个灵魂住在两个身体内”）。实际上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六百年，几乎所有提到“友谊”的文献都只跟男性有关。文学上所谓女性友谊故事，是一个相当现代的观念。这也在另一方面提醒着我们，可能女性教育与友谊书写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首先要学会读写，才能记录我们的故事。我们首先要学习知识，才能鉴别好的情谊、鉴别有质量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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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到玛莉莲·亚隆（Marilyn Yalom）的《闺蜜：观看女性友谊的历史》（The Social Sex: A History of Female Friendship）之前，差不多有两年多的时间，我都对“友谊”书写保持着高度关注。时间越久，越感到“友谊”真是一种静水深流的人际关系。看看很简单，若要反映到文学文本中，心灵力量的呈现是十分困难的。我们除了要有在现实生活中结盟的新知识和共同利益的建构经验，还要在心灵层面具有书写的欲望，有意识地命名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义气（ female bonds）到底是什么。玛莉莲·亚隆在书中的一节提到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她说工人阶级的女性友谊产生于生产、生病和过世时的互相帮助，公务员的妻子爱写信，莎士比亚的文学世界中“女人的友谊与婚姻起冲突”。这似乎说明了在无法广泛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前提之下，在不必事事以死亡、借钱、替你坐牢作为检验标准的文学环境中，女性友谊更具有在世的、围绕着生计的特质，更具有情感的深刻性和艺术性。然而，我们显然需要更多的故事来诠释这些问题，这对于我们丰富“友谊”的认知，也会有很多好处。

在我看来，《王六郎》故事最灵性的呈现，在于为什么这个看不见的朋友甫一出现，渔夫就知道，他这一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遇到这样特别的人，这样特别的情谊，结交惟结心。回想往昔，这样的感觉我们有过吗？我想是有过的。此其所以神也。

作者：张怡微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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