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里叫它做“大书”，爸爸的大书。说是大书真不假，动笔前我特意拿出磅秤，六公斤半，大概十三斤半；A3纸大小，半尺厚。枣红色的皮封面，烫金两行毛笔字书名《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 浙东曹聚仁辑》，下面跟着他的印章，很是隆重。
近四十年，父亲的作品在内地和香港出版、再版和重印的，总数不下七八十种，就是这本“大书”没有出版社敢承诺再版。好在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出了他的文集《听涛室剧话》，收入了“大书”中二十万文字，但也只占全书的一部分。文字部分无法与书中的两千多幅剧照、图画资料对照呼应，总是不小的缺憾。
我们在父亲的遗物找出两本“大书”，真皮封面的那本现在存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曹聚仁文库”内，人造革封面的放在姐姐曹雷家的书房中，时间长了也少去翻动，外表已经有点龟裂。没想到不久前我接到凤凰卫视老同事马鼎盛从香港打来的电话，核对有关他母亲红线女的一段史料，让我们又拿出父亲的这本“大书”。
广州的《南方日报》三十三年前刊登了红线女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说到1972年的一个夏日她去总理家，他正在看“厚厚的一本书”，见到她就说“你来看看这本书，有意思的。”红线女看了，“原来这是香港曹聚仁编写的一本文艺集子，其中介绍了全国各地的一些优秀电影和舞台艺术等作品，还有介绍粤剧《关汉卿》的图文”。她高兴地对总理说：“现在看到这个，真是难得极了。”她请求总理把书送给她作纪念。总理说：“不行。要把它送到历史博物馆，让大家都能看到。”
红线女回忆中的短短这段，给了我两个没想到。首先没想到这本“大书”能够到达总理手中，因为太重太大没法从香港寄北京。实际传递途径，很可能是我父亲托交好友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由当时新华社专责部门运到北京，直接送抵总理办公室。再有个没想到是“大书”得到了总理的高度肯定，而且是在1972年那样特殊的时间。因为我们家人都认为父亲在当时环境下出这种“不合时宜”的书，而且还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和精力，实在是吃力不讨好，傻得可以。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本皇皇巨印是父亲半生研究和二十年资料搜集的结果。1971年在香港最终能够问世，是他校阅出版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后，了却的又一桩心中牵挂。1972年夏天，正是父亲在澳门镜湖医院度过的人生最后时刻。如果他那时知道总理对“大书”的赞赏，一定会带着笑容离开。
父亲是个十足的戏迷，1956年他第一次从香港到北京，晚上少不了看戏。十来天里，九岁的我就跟着他到长安大戏院听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看了讲“周处除三害”的武戏，还看过中国京剧院根据蒙古国同名诗剧改编的现代戏《三座山》。后来几年他每次进京或到内地其他地方，看戏一定是工作和采访之外最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1959年国庆，各地名家名剧会聚到北京献礼演出，更让他兴奋难已。对他而言，同期在北京登台的全球闻名苏联乌兰诺娃芭蕾舞，吸引力远不如红线女、马师曾的粤剧《搜书院》、《关汉卿》。汇集和保留现代中国戏剧戏曲资料的想法，应该就是从那时候浮现。
父亲对中国戏曲源流的研究，同抗日战争有关。1932年一二八淞沪开战他避乱苏州遇上昆曲，连续追看了几个月；1938年秋天，他作为战地记者随军转移到江西东北，又接触到了弋阳腔，从此开始对南曲流变和各方戏曲演革的研究和史料搜集。他在“大书”的总序中说“我个人并非戏曲专家，却在抗战八年中摸清楚了南曲的血缘演化，作为地方剧种的研究者，慢慢理出了一个头绪来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北行，他看到中国各地戏曲艺术确实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由衷欣喜。他说，“百花”的“百”，乃是实词，并非虚语，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都得以“百”计的。“我在鸭绿江畔安东（丹东）城中，看了那儿的越剧团的《红楼梦》演出，真的比看了在市场上出售（南方的）的香蕉和荔枝，还更感动些”。
“这便是我们要保留这些图片的主因。文学艺术原是反映社会安定文化进步的上层征象。”自此，他香港家中书架上有关戏曲戏剧的剪报杂志资料就不断增多加厚，分门别类，也年复一年写了好多篇报道和文章谈戏谈曲谈剧谈艺。姐姐曹雷走上戏剧和电影的事业路径，让父亲更加高兴，似乎弥补了他人生中一直想做却做不成的一大遗憾。可以说，他也是为女儿搜集保存这些资料，从香港遥遥寄托自己的期望。
即使后来内地整个气氛和环境有了很大变动，他不仅没有“识时务”停手，更动了出书的念头，以求永久保存手中的资料。“我们从艺术观点，把过去二十年间的剧曲影艺的史迹编刊出来，该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我个人能在这儿快炙献曝，尽一点微力，实在愉快得很。”但此时的父亲已是“贫病交加”，既无家可倾，亦无产可荡，只得寻求出版商相助，终于成事。
大书印出了，1971年新年伊始父亲就写信告诉上海的曹雷：“我编了一部有关地方戏曲影艺的记录书，彩色精印，有十八斤那么重，希望能留下给你。我相信十年以后你看了，一定会很满意的。”三个月后他又在信中告诉她：“那部大书目前你不一定看，十年后你必须看一遍，才知道我用心力之勤之苦，这书大家都承认会传下去的。”十八斤，应该说的是真皮封面那本。
真是到了十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拿到和翻看爸爸的大书。那时，内地已经改革开放，父亲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成为三十年后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他的作品。时间一晃而过，“大书”出版已经半个世纪，周总理去世也已四十四年。此记。
作者：曹景行
编辑：谢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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