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兄：

自那次中华书局新书发布会一聚，暌违有年。你忙，建树日多。尽管我稍有闲暇，总归不宜无事相扰。不过，疏于音问而未失却惦念，每寓目兄文字，必读来兴味盎然。

暑前偶然从网上见到大作《从陆小曼说到川端康成》，这才知晓，拙文《陆小曼何故如此》刊后，兄对如何看待日记改动的问题颇存异议。承蒙宽宥，大作只点拙文篇目而隐了署名。兄异议发于2015年，已经过去数年，旧事本该一笑置之。被文友鼓动，说这个题目还挺有意思，那就再谈谈吧。

大作说到川端康成，他编“全集”时重读往昔日记，读后付之一炬。作家焚毁自己文字，当然有他的缘由和权利，读者应该理解，亦当予以尊重，纵然会十分惋惜。销毁日记的何止川端康成一人，中外皆不乏其例。诚如兄所感叹，陆小曼“假如早早把日记烧了，反倒不会受这一通指责”。偏偏这位才女并未仿效川端康成，反之，非但没有销毁日记，更经一番精心整理，公之于众了。而且刊印稿较之原件作了大量改动：有删，有改，有添；而且大段地添写，整“日”地添写，这和川端康成的付丙，便完全两码事。莫说付丙，只要不公开出版，哪怕外人见过秘件，总归无由置喙。事情是，既然面世，就不同于深藏心底或箧底，它已然属社会存在，归为天下公器。既成公器，世人评评点点，乃情理中事。读者，尤其是学者，知晓日记改动，岂能视而无睹。以陆小曼特殊身份，研究徐志摩以至研究与他相关的人物，无不视陆的日记为重要史料，每加引证。她这一改，自然给学界造成误导，添了乱。有些研究中疑点，据她日记原文本不难释疑，却因一番改动倒愈加地迷离。学人为明示真相，出版了《陆小曼未刊日记墨迹》，提供对照，实在不为无事生非。

陆小曼日记“墨迹”本的出版，兄不以为意，尤不赞成与改动了的出版本校读。出发点似在大文第一段的开宗明义：“议论别人时，也是将心比心，并不要求他什么都拿出来供外人去谈。此之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兄大概忽略了，陆小曼公开日记纯然出于自愿，并无外界压力。陆小曼生前还有若干文字可能没有“拿出来”，自然不会有人强求她公开。既然“拿出来”了，并作如此大的改动，那么校读一番，乃学人分内本职，无涉强施于人。不然，学术岂不多余。若说将心比心，既要比之陆小曼，也不能无顾学人。一方掩饰歪曲了史实，一方复原真相，双方水火，必欲择其一，该比哪一方之心呢？

大文引证郑板桥、钱锺书、张爱玲诸位，他们都不愿别人钩沉辑佚自己的作品，这同样不能和陆小曼日记一概而论。他们的诗歌、小说，属不受真人真事约束的创作文字，不仅内容允许虚构（小说尤需虚构），为求艺术完美，文字、情节大可一改再改，此为通识。日记则不然，此种文本所以受人另眼相看，正是读它之前有了预设，不是虚构，不能虚构。所有以真实为前提的文体，如书信、报道等等，无不循此原则，不容文学创作似的事后修改以损其真实性。因而我仍固守愚见：“名人日记，一经公诸社会，便具文献性，影响深远，出版者应该自觉地负起历史责任感。”兄对此申言：“不太赞同一味强调文献性、历史责任感云云而不顾及人之常情。”那么这话可否反过来说，一味顾及人之常情而忽略文献性、历史责任感，不也有过么？兄进而问道，“出自自家之手的文字〔日记〕，为什么不能修订一下，哪怕改得面目全非。”“面目全非”云云，丝毫不顾日记的史料文献性质，或走了偏锋。愿仅一时矫枉的感愤而已，不便较真解读它了。

作家成为研究对象，成为公众人物乃至历史人物，他公开的文字就不只是自己的事。作家尽可任意地修改，学者亦尽可研究他如何地改。兄用力甚勤的两位作家，周作人和张爱玲，哪一位幸免了他（她）生前忌惮的心病。拾遗辑佚，甄别勘误，乃学界常事，是研究作家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类似史学的发掘文献，说不上体谅与否。但愿发掘不要流于“盗墓”，旨在“考古”也。若强求放弃此种正常学术工作，反有点儿“强”施于人吧。兄提倡，于日记主人“多少有一点体谅与小心”，这般仁爱心肠可敬可佩，只是须留意被误会成道德绑架学术。做人理当仁爱，做学问则又当别论。再说，作家需要学者仁爱，学者也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作家不愿全裸出镜，难免遮遮掩掩；学者求真，势必探幽寻秘，唯恐不能把作家看个通体透明。双方意愿对立，缘自他们社会角色的分别，欲两边无碍，无异矛与盾。舍作家意愿就学者本职，或是理性的选择。其实谈不到选不选，事实是作家无奈学者，无论是人为或人情，都拦不住的。

鲁迅、许广平鱼雁往来结集为《两地书》，付梓时鲁迅也改动了。兄援引文豪，证明日记、书信可以改动仿佛非常有力。鲁迅改得，陆小曼改不得么！不宜拿阿Q的逻辑说事。两者依旧未可同日而语，陆小曼的改动，多处、大篇幅，甚至整篇；鲁迅修改篇幅有限，大体保存了原貌。何况，“两地书”往来到后期，写信人已有日后出版它的意思。就此而言，看作书信体作品亦未尝不可，有点近乎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就包含了一点点改动理由。八十年代海婴遵母嘱，于许广平身后出版了《两地书》原信《鲁迅景宋通信集》，声明“没有删去一封、一段、一字”，连当年鲁迅手稿里的笔误、错字，仍旧依误依错地排印。许氏母子精神委实令人崇敬。无疑，海婴付梓的“通信集”，较之初版《两地书》，更有助准确认识鲁迅夫妇。

为了替陆小曼改动日记进一步辩解，兄又言：“日记和书信即便原封不动，也未必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意思好像是，它们本来未必绝对真实，改动改动何妨。出于书写者种种心态，不很真实的日记、书信确实存在，或言不由衷，或所述有悖事情。但不能因此就给改动开绿灯。古人云，“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何苦为史料失真推波助澜。说到底，哪怕全部真实的史料也不敢保证完全复原某段历史本相。问题在，引证一则虚假史料，必定相应背离真实更远了一步。兄曾经反感某部得到好评的的传记作品，指其“多半出于虚构”。陆小曼改动日记比之这部虚构的自传，五十步与百步耳。

兄素来十分注重史料，致李君维信透露，你编印的《知堂回想录》，据原稿校核香港先已出版的此著，发现港版“删、改有两三千处之多”，一一加以补正，堪为出版物范例。以兄在学界声誉，我担心尊作给那些肆意改动日记、书信的的人鸣锣开道，使他们在失真路上有恃无恐。这不为多虑。由陆小曼改动日记，联想到现代文学史料的良莠不齐。业已发表、出版的日记，像陆小曼这么出格地删削、改动、添加，毕竟少见。然而，本人、亲属、门生、同道、友好撰写的自传、回忆录，纪念文章，这些纪实性文字，因社会环境制约，人际关系顾忌，个人情感左右，文字有所避讳，有所夸大，取舍失当，其失真程度不难想象。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多多少少的失真，订错补正，去伪存真，是一项现代文学研究不可跳过的艰巨的学术工程。已见学人付出努力，不久前出版的《近代日记书信丛考》（张伟著）颇受欢迎。

至于陆小曼整理出版的日记似可看作“二度写作”，二度便蕴含双重信息。捉摸它改写了什么，何以这么改写，改写造成何种影响，等等，探索这些问题，定能别出成果。那是一个有意味话题，留待另外讨论。

写得不短了，打住。言不尽兴，词不达意，徒唤奈何。祈不吝再予赐教。信奉兄数年前的邮箱，已弃用此邮箱的话，不能达览，抱憾之至。顺颂体著双祺！

                        弟 学勇 上 2019年秋

作者：陈学勇
编辑：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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