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读到已故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晚年的一篇回忆：《我和辛稼轩的因缘是怎样结成的》（收入张世林编《为学术的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邓老提到了与他从事辛弃疾研究有关的胡适、傅斯年、陈寅恪。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读四年级时，选修了文学院院长胡适开的一门“传记文学”课。那时他拟定要写一本陈亮的传记，一方面作为这门课的作业，另一方面也作为他的毕业论文。

邓广铭写好了《陈龙川传》，送给导师胡适去看。胡适给论文判了95分，评语第一句就说“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还向北大的许多教授称道。同时他在评语当中也明确指出，对陈亮和辛稼轩的关系写得太不够，应当大力补充。因此，考证辛稼轩的生平，又成了邓广铭的一个新课题。

邓广铭翻阅了梁启超等人的《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的《稼轩词疏证》，对辛稼轩一生中许多关键性问题，从中都几乎得不到清晰的解决。他从吴廷燮编的几部年表得到启发：搜集材料必得博览群书，披沙拣金，别无窍门捷径。那时他对南宋人著作的知识并不太多，就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去搜讨，只要是感到可能与辛稼轩有关的书，无论是地方志或笔记或文集，都到图书馆去借阅。很短的时期，居然找到前此所有有关辛稼轩的撰述当中所没有出现的大量材料。这使他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

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资助科学研究工作的章程，资助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门类下还特别注明包括历史。他知道胡适先生是这个基金董事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便到地安门内米粮库四号胡宅去问他：我有没有资格申请。胡适说：“你当然有资格申请，你们二十几岁的人研究学问，应当受到鼓励。三十岁以后的人，研究学问就是他的天职了。”他问邓广铭准备做什么题目，邓说想替辛稼轩编一部翔实的年谱，最好能再编写一本《稼轩词笺注》。胡适听了之后说：“梁氏兄弟已经做了这项工作，而梁启超又是大名鼎鼎的人，你则是初出茅庐。基金董事会的学术审查人员多数为自然科学方面的，在文学史和历史方面真正内行的并不多，人家不会相信你更会胜过梁启超。因此，你得先写一篇文章发表，证明你确实能超过梁氏兄弟才行。”回来后，邓广铭就利用已经搜集到的资料赶写了一篇《总评<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寄给上海大公报社的《国闻周报》发表了。

这篇文章刊出后，首先博得胡适先生的赞许。他对文章看得很仔细，过了些日子跟邓见面谈起，于赞许之后，还指出，可惜里面排漏了一个很关键的字（把“非常”一词的“常”字漏掉了）。不久，邓又接到杭州之江大学词学专家夏承焘教授来信，说他正在写唐宋词人年谱，其中包括辛稼轩，见了这篇文章后，他认为辛的年谱只能由邓广铭来写，他决不再写了。当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作导师的陈寅恪先生看了这篇文章，表示“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经常向人打听这个作者究竟是什么人。问到傅斯年先生，傅告以是他的学生，是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不久的。陈寅恪一直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1939年邓广铭来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和陈先生初次见面时，陈还是首先就提到这篇文章）。“这些师辈的同声赞许，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邓广铭说。其后不久，受资助的名单公布，果然有他的名字。

在着手写作的时候，对邓广铭写《稼轩词编年笺注》的体例，傅斯年就有不同意见，他既不主张编年，也不主张注释。他自有他的理由。邓广铭根据自己的想法，有所采择，却没有完全遵行。书成以后，傅斯年把“年谱”、“诗文钞存”连同这本“词注”的书稿一并介绍到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去印行。只因排版刚好，太平洋战事突发，香港被日军占领，三书的出版一直稽延到多年以后。

读邓广铭先生的回忆，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一片文化氛围真好，作学生的如邓广铭固然是踏踏实实在做学问上下笨功夫，师长们在学术上有那么高的造诣，却还随时读报刊上新出的论文，为后生小子的学术发现而惊喜，他们识货，因而爱才，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在这里的师生关系中，看不到驵侩式的功利意图，更没有彼此利用的庸俗关系。不但与《围城》中的那番情景形成鲜明对比，不客气地说，与今天丑闻频出的学界、高校的反差也实在够大。作为局外人，也作为后来者，总觉得这些前辈，才像老师的样子、学生的样子，才像学者的样子，读书人的样子。

  2008年8月8日       

（本文刊2008年8月21日《文汇报 笔会》）

作者：邵燕祥
编辑：谢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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