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剧《四郎探母》中，四郎杨延辉是一个被寄予同情的人物。戏一开场，他念的“定场诗”：“……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就为戏定下了调子。紧接着的念白和唱段，回忆十五年前，宋、辽金沙滩血战的惨烈景象，杨家损兵折将，他临阵交战中被俘，改名易姓得以苟生，还被辽邦招为了驸马，却一直因为对母亲的深切思念而凄然感伤，由此引发了观众的同情。

一出大戏，情节尚未展开，以人物的大段回忆往事开场，很容易失之沉闷，但这样一场“坐宫”，观众坐住了，听下去了，除去演员的唱、念功力之外，不能不说是触动了古来有之的孝老爱亲的情感共鸣。再到善解人意的铁镜公主允诺，从母亲萧太后处搞来令箭，助他出关探母，顿时愁云尽扫，杨一句高亢入云的嘎调：“叫小番！……”激起了满场彩声。此处其实有违生活常理，小夫妻私下密谋的违犯法纪之事，岂能这样高呼喊叫地命人备马侍候？观众却都不予计较，似乎这时就该有此一“叫”，好像没有或“叫”不上去反而不行了。观众有时就是这样“感情用事”。

《四郎探母》又名《探母回令》。清代，京城四喜班有一部叫座的连台本戏《雁门关》，据齐如山在《京剧之变迁》中考证，《四郎探母》系京剧第一代老生演员张二奎，根据该剧中的“八郎探母”一折另起炉灶改编而成。张名列老生“前三鼎甲”之一，演唱风格被称“奎派”，同时很会编戏，以杨四郎思母、探母为主线，从“坐宫”到“过关”、“闯营”、“见六弟”、“见娘”等场次环环紧扣，随之好腔迭出，声情并茂，使观众既动情又过瘾，于是很快传唱过来，多年来久演不衰。

但，这位被同情的主人公杨四郎，后来挨了两次耳光。

谁打的耳光？第一位是杨四郎的原配妻子，戏中尊称四夫人的孟金榜。在“京剧音配像”录制保留的1947年上海、1956年北京的两个大师云集、群星荟萃的版本中都有她的身影，后来的舞台演出被精炼了。她作为杨门巾帼中的一员，同样英勇不凡，原剧《雁门关》中，曾有她出战迎敌，将辽邦公主擒于马下的情节。

四郎回营探母，最后见的是这位妻子。孟出场的妆扮，就与戏中满头珠翠、服饰绚丽的其他女性角色不同，一袭素黑的青褶子，头饰简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显现出丈夫十五年音讯全无，独守门户的孤苦、凄凉。一旦夫妻重逢，悲喜交集，难舍难分，当她发现四郎回来只为探望，并无留下之意时，内心的失望、悲怨可想而知，愤而质问：“你不知老母年高迈，你把为妻怎安排？……”于是当着婆母和家人的面，打了他一记耳光！这出自刚烈而又不幸的妻子之手的一击，打出了十五春秋苦守的痛楚，也打出了妻子的权利、女性的尊严。杨四郎此刻如何两难，若不回去，为他骗取过关令箭的铁镜公主母子就有性命之危，但他本身于国于家的大节有亏，都当受这重重的一掴。

第二记耳光，是杨四郎过关返辽，身份和行踪已然败露，被辽邦把关的“大国舅”一掌打下马来。虽然轻轻一笔带过，却已使“驸马爷”之尊“颜面尽失”。

让戏的主人公连挨来自宋、辽敌对两方的耳光，归根结底表现的是编者的态度，对人物的是非评判。

历史上，《四郎探母》曾因“美化叛徒”而几度遭禁，但禁而不绝，过后继续热演，恐怕在于，一来杨四郎，只是一名唯求保全性命的俘虏，没有干过有害于大宋的事；二来戏中对他并未粉饰、拔高，描述的就是在特殊境遇下的人子之情，同时既有同情，又褒贬分明。耐人寻味的是，两记耳光都没有任何铺垫，观众却不觉得突兀、意外，欣然接受，仿佛和编戏者达成了某种默契：就该有这“两打”，也应属一种情与理上的会意、共鸣吧！

《四郎探母》一剧，从对孝老爱亲的肯定和同情，到深蕴褒贬的两记耳光，戏和人物已然写足、唱足，至于末场通过铁镜公主苦苦哀求，两个国舅从旁插科打诨，萧太后赦免了私自探母的杨四郎等情节，已经无足轻重了。

作者：刘连群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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