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难，读杜诗尤难。难就难在老杜诗料繁富，却并不明晃晃地炫富……

《哀王孙》是杜甫七言乐府名篇，收入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流传很广。此诗开篇写道：“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暗夜中白头乌聚集在延秋门上，又跑到高门大户的屋顶上乱啄一通，制造了一种不祥、诡异的氛围；到了第四句，再引出仓皇出逃的“屋底达官”（其中包括了皇帝），暗示了政治秩序的崩塌。一些常见杜诗选本将不祥归咎于白头乌，金性尧先生的《唐诗三百首》注本则径直认为“旧时以乌鸦为不祥之物，何况又是白头”。由几代学者历时数十年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是一本集大成之作，厚厚十二大册将众多杜诗注释者捉置一处，众声喧哗，读起来很过瘾，可惜的是对“白头乌”一词亦沿袭旧注。近来读杜诗，颇觉此说有些隔膜，这里尝试提出一种新看法，或许有助于对当时风俗的理解。

这些注释，主要受了杨慎的影响。《杜诗详注》引杨慎曰：“《三国典略》：侯景篡位，令饰朱雀门，其日有白头乌万计，集于门楼。童谣曰：‘白头乌，拂朱雀，还与吴。’此盖用其事，以侯景比禄山也。”此注把侯景比作安禄山，是一个接近完美的释读，但是问题似乎还要复杂一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杨慎“博洽冠一时”，却“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所以最初我怀疑这一条出自杨状元的杜撰，后来才发现这条确是《三国典略》的佚文，见于《事类赋》注，杜 德 桥（Cl en Dubd r i dge）、赵 超《三国典略辑校》失收。明代陈耀文专门写过四卷《正杨》，纠驳杨慎著书之误，早已指出这条谣谚出自《南史·侯景传》：“于时景修饰台城及朱雀、宣阳等门，童谣曰：‘的脰乌，拂朱雀，还与吴。’又曰……”《南史》撰著于前，《三国典略》成书在后，后者所记或出自前者。《古谣谚》卷十一以为“的训白”，“的脰乌即白项乌”。《尔雅》云：“燕，白脰乌。”脰为颈项之意，白脰乌即白颈乌。又《小尔雅》云：“白项而群飞者谓之燕乌。燕乌，白脰乌也。”  头（頭）、脰二字字形相近，传写易误。又《艺文类聚》引《广志》云：“乌有白颈乌，今南方俗呼为白颈老鸦，鸣则凶征也。”（转引自黄怀信《小尔雅汇校集释》）友人检示《古今图书集成》引张华《禽经》云：“慈乌反哺，白脰乌不祥。”俱见白颈乌才是不祥的象征物。

据《杜甫全集校注》校记，数种宋元本引  “洙曰”：  “或谓  ‘头’当作‘颈’，盖乌无白头者。”古人认为白头乌鸦是不存在的，“乌白头，马生角”指的是不存在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从校勘学角度看，“长安城头颈白乌”更合诗意。白颈乌不仅仅在风俗上是凶兆，且暗含谋反之兵象，亦于史有征。《汉书·五行志》云：“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又引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因此，“白颈乌”是逆亲叛主者的象征，是一个意义增殖的磁场，而“白头乌”这个词就不能放射出这样的能量。此外，“又向人家啄大屋”一句，也与当时的灾异现象有联系。《太平广记》有大鸟“引喙啄屋”的故事，李楚宾认为是“妖魅”，引弓射之，于是病人的病就好了，反映的也是唐人关于“妖魅”的观念。老杜自称“乾坤一腐儒”，看重世俗人情，甚少提及五行灾异之说，可是那种观念还是会不知不觉影响着他。

就笔者所见，乌鸦啼叫不吉的风俗可能是唐以后才出现的，而且有地域差异。《萍洲可谈》云：“东南谓乌啼为凶，鹊噪为吉，故或呼为喜鹊。顷在山东，见人闻鹊噪则唾之，乌啼却以为喜，不知风俗所见如何。”陆佃《埤雅》也有“今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噪则唾，以乌见异则噪，故辄唾其凶也”的说法。这两本书的作者年代相近，所载当是北宋末期的风俗状况，而宋以前的人把乌鸦视为反哺的善鸟，称为慈乌、孝乌，与孝道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正面形象。

古代关于乌鸦的知识，总体来说比较混乱，异名极多。根据颜色、形状与大小，大致可分为小嘴慈乌、白颈乌、大嘴乌等种类，且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慈乌是孝道化身，白颈乌与兵象连在一起，俱已如上所言，而大嘴乌鸦——似乎是从元稹、白居易《大嘴乌》唱和开始——则是权奸或贪残官吏的象征。此外，赤乌、苍乌、白乌都是祥瑞之物，这里对白乌多说几句。白乌十分罕见，现代科学认为黑乌鸦患了色素缺乏症就会变成白乌，是一种病态现象，可是古人认为它是“太阳之精”，在五行祥瑞的政治表演中常常露脸。《孝经援神契》云“德至鸟兽，则白乌下”，而《宋书》《魏书》都认为“王者宗庙肃静，则白乌至”，皆与天子德行有着隐秘的联系。即今而言，这种由《洪范》及谶纬书奠定的解释系统自然是不科学的，古人却很当真。伪造祥瑞的事，史不绝书，君主好之不厌，狡狯小人乐得投其所好，彼此瞒哄一气而已，于是白乌、白鹿、白雀、白虎、白象、白鸠、白兔之类一出现，就有人上报领赏，运气好的还能加官进爵。关于白乌的这种观念，唐代依然盛行，张说、裴度、令狐楚等大人物都作过进贺白乌的文章。张说写过《进白乌赋》，把李隆基比作周武王，李隆基很开心，亲笔写下答诏，认为这篇谀词“放言体物，词藻浏亮”，“文苑菁华，词场警策”，赏了张说金五铤、银十铤。这让人不由得怀疑玄宗的文章品位，大抵皇帝老儿开心就好，想怎样说就怎样说，别人也奈何不得。相比之下，裴度的那篇颂圣之作，似乎要好得多。那么，杜甫写作《哀王孙》的时候想到过这件可能是开元年间发生的祥瑞之事了吗？我们自然无法知道。倘若他真的想到了，那这个开头还是颇有些深意的。白头乌与白乌自然不是一个东西，但对读杜诗的人来说，这个大背景还是不可不知。

古人早有感慨：读诗难，读杜诗尤难。难就难在老杜诗料繁富，却并不明晃晃地炫富，而是喜欢藏着、掖着，如盐入水一样化到诗里。读者想要畅饮词语之杯，需要放下自身的执念，回到当时的观念与词语身旁。

作者：张宪光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舒明 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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