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这册《海上乱弹》（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忘了是什么时候买来的。这是他晚岁的一个集子，但在我看来，却更像一册集外文，收集的是晚期零散发表的文章，同时附带也收了解放初的一点日记、一组新闻通讯及一组《插图的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有一时对于黄先生的文章大有兴趣，把他的五六册文集借过来从头到尾地翻了一遍，这一册《乱弹》，大约也便是那个时候买了来的吧。因为平生读书，对于一个有兴趣的作家，总有一点贪多贪全的习惯，有了本集之后，便会去关心集外的东西。

一般来说，集外的东西，无非是两头分量较重一点。一是年轻时的少作，比如黄裳先生，本集里面最早的应该是《锦帆集》，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不少东西。但是人的想法其实都是差不多，或者是因为年轻时力旺气盛，本来就出产得多，并不在意；或者是因为用笔逐渐成熟，暂不说悔其少作，一时有点儿看不上，那也是有的。

而在黄裳先生，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当时正逢抗战，孤岛已沉沦，他想尽早离开，却是没有路费，不得已，把一束读书札记卖给了背景复杂的《古今》杂志。这个苦衷，黄裳先生一再地申说，我们大部分人也能理解，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却是不愿意来“理解”，不时有意无意地来碰触黄裳先生的这一个隐痛。大约是为了避开吧，黄裳先生一直把这些读书札记散在集外，后来直到逝世前不久，才下了决心集辑了起来，可见内心里他对于这一批少作，还是有感情的。

集外的东西的另一头，便是晚年所作的一些零什散篇，都是随时随意随兴而作的东西，不像本集里面盛年时，一个是数量多，一个是心里的打算比较分明，所以到了一定的分量，便会结集——到了老年，心情也多少转了一点方向，不大愿意像以前的按部就班，想到了才随性地集辑起来，也更为自如一点。

这一册《乱弹》，便有点儿这个意思。当时看到就买了下来。现在想来，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小册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黄裳先生是文汇报的老人，他主编过文汇的好几个副刊，那一册有名的《旧戏新谈》，好像就是他在编辑《浮世绘》副刊时，因为一时稿源不足，便自己动手来一天一篇地出手而成的一个果实。

《乱弹》里面的晚年文章，还是黄裳先生的一贯作风，内容也还是这样的几类：有几篇拟书话，至今还记得，是拟唐弢先生的书话体，这当然是黄裳先生的客气。书话之类的读书记和书录，在黄先生著作里，分量应该是最多的，也是自成一格。这里说“拟”，因为大部分说的是新文学的书刊和翻译，这却是唐先生的专门了。

此外记得的，还有几篇忆南开生活的文章，其中说到几位当时的老师。那位英文教席是巴金先生的哥哥李尧林，他好像译过以《奥勃洛摩夫》而名世的俄国名家冈察洛夫的另一名篇《悬崖》。巴金先生晚年《随想录》里有过一篇对于这位哥哥的深情的回忆文，而黄裳先生对于他的这一位老师也是难以忘记，到了他自己的老年也仍是深深致意，这实在让人感动而且感慨。由《乱弹》里的这一篇连及巴老的那一篇，把巴金先生那一位热情真诚却又有点忧伤的哥哥的形象，前后能够联系起来，对我们读者来说，显得更为真切了。

黄裳先生的怀人文章，在这个册子里面还有好几篇，忆郑西谛振铎先生，忆老诗人辛笛和卞之琳先生。写卞先生的那一篇里，还有黄裳先生凭借着他们自年轻时而来的不可破的友情，大胆地去追问卞诗人对于充和女士那一段众人皆知却又无人得详的情感历程的一番记叙，其中最为可贵的是卞之琳先生的一段回复，不着一字，却都在其中了。

黄裳先生年轻时在上海过从的友人，最为相印的，是汪曾祺先生和黄永玉先生。在这一册里，有一篇《跋永玉书一通》，引了黄永玉先生写给黄裳先生的那一封信的全文。这信写在“文革”后期，笔调笔法和内容却依然是活泼而且有趣，实在是难得，可见再怎么压抑的环境，也是禁不住灵动的心性和真诚的感情。

黄永玉先生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你（指黄裳先生）写信时不那么认真，所以极潇洒，字随文活，所以读来信时有好几种快乐。寄来的条幅，如你面对生人，颇有一板正经的意思，修养工夫虽在，却缺少一点煞泼，一点三大杯啤酒下肚的妩媚，不像黄某人原来的面孔。我想，和你聊天的经验，印象总是美好的。……这张字我留着，如果你手气好时，给我再来一张怎样，不要馆阁体的，思想上的馆阁体也不要。”

这一段话，在收信的当时黄裳先生是怎样的感受，我们不知道。但是二十多年后写的这一篇跋文里，黄裳先生却是十分感慨：

“这批评虽然委婉，却极真确。……事实本是如此，无可推诿。他又提到我们当年放言无忌的聊天，三杯酒下肚后的姿态，真是前尘如梦。想想自己过去并不像今天的缄黙。近年有人说到我，……以‘沉默的墙’相拟，说与我相对枯坐‘恰如一段呆木头’（借用鲁迅先生小说语）。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也都是好意。但不能不使我思索，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其实，晚年缄默的黄裳先生，心里的那团火，却还是在的。

作者：李荣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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