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有两个值得仔细琢磨的好词，一是“休闲时代”，一是“书香社会”。前者是现象描述，后者是理想表达，二者不能等量齐观，但若因缘凑合，也不无结盟的可能性。

“休闲”自古就有，且颇受哲人的关注。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将“休闲”看作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人们以战争求和平，以劳动求休闲。”至于中国人，更是在创造及享受“休闲”方面有特殊禀赋，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畅销书《吾国吾民》（MyCountry and My People）和 《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 of Living），专门用道家哲学以及明清文人的生活趣味，来针砭美国人之不懂得生活。可惜那个“伟大的悠闲者——中国人”，虽有文献依据，却只属于特定时代的贵族、智者与文人。

这是因为，选择休闲，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生活有着落，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忧；第二，可随时中断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获得足够的闲暇时间；第三，有能力也有愿望摆脱惯性，寻求新的生活体验。若这么定义，则“让多数人能够摆脱劳苦工作而拥有自有时间的大众休闲（massleisure）萌芽于二十世纪，即那些能增加生产力并缩短人们必须工作时间的各项科技发明后”（参见GeneBammel &LeiLane Burrus-Bammel著，涂淑芳译《休闲与人类行为》第8页、11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6年）。那是西方人乐观的说法，在中国，“大众休闲”时代的来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

影响休闲的因素很多，如社会发展水平、经济能力、受教育程度，还有社会思潮等。二十世纪中国，大部分时间或兵荒马乱，或社会动荡，或物质匮乏，谈“大众休闲”未免过于奢侈。另外，还有意识形态的羁绊——在“劳动光荣”的口号下，“休闲”的身影显得很诡异，也很可疑。我在《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光明日报》2009年8月20日）中，谈及鲁迅1932年刊行《三闲集》，是在反击成仿吾对他“有闲”的指责；另外，“以‘三闲’名‘书屋’，对于那些以无产阶级名义‘垄断革命’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很大的讽刺。”其实，“有闲”等于“有钱”等于“有罪”这样的荒谬推论，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并不十分陌生。记得“文革”期间，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我曾经春节不休息，跑到养猪场去捡拾猪粪、打扫猪圈，借此改造读书人的“臭毛病”。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少的人在第一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且劳动者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在逐渐减少。换句话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而将“休闲”当作一个好词，且落实为国家政策，惠及普通百姓，确实是不久前的事。政府官员称，我们的公共假期有115天，已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很多人吐槽，说这不可能，自己并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其实是这么算的，一年52周，每周两天休息，共104天，外加11天公共假期，合起来不就是115天吗？至于你是否经常加班，或如何落实带薪休假，那是另一个话题。

百姓“有闲”做什么，最好是出去旅游；因为，那样可以成就另一个产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两年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力图建立“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旅游休闲体系”。那是国家旅游局牵头做的方案，主要着眼点是发展旅游业——这既是民生，也是商机，更是产业转型的好时刻，政府当然愿意做。但“旅游休闲”合称，很容易造成误解，以为“休闲”就是“旅游”——在实际生活中，确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休闲需要时间，需要金钱，需要学识，但更需要好的心境。“忙得要死”或“闲得发慌”，都不好；拼命劳作赚钱，然后拼命旅游消费，也并非理想状态。休闲不一定非远行不可，也不一定花很多钱，关键是“怡情养性”——若能修养得不慌不忙、不骄不馁、不卑不亢、不愠不火，那便是很好的生活节奏。比起打高尔夫球来，读书听音乐看画展，很可能更容易获得此境界。

晚明文人陈继儒在《花史跋》中谈及，有三种人不能享受野趣、花果与草木。牧童樵夫整天在山里劳作，想的是怎么养家糊口，不会像文人那样欣赏野趣；贩卖水果的人不敢尝鲜，那是因为若都自己吃了，还怎么赚钱？前两种人不能悠闲，是生活所迫，第三种就不一样了：“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贵人是也。”自家园子里种了很多名贵花木，但无法欣赏，不是时间或金钱的问题，是没那个心思。贵人整天想的是金钱或功名，独缺悠闲的心境，因而无法真正进入花木的世界，也就谈不上田园情趣了。

所谓“休闲”，有几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中断日复一日的劳作，什么都不做，就睡懒觉；第二，借助某种手段（如禅修），使自己彻底放松，这里着重的是心境的自我调整；第三，选择自己感兴趣而平日无暇享受的娱乐方式（如唱歌、下棋或旅游）；第四，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自我学习，重新积蓄能量（俗称“充电”）。四者没有高低之分，也不是一个递进关系，纯属个人爱好。但有一点，若能在放松、娱乐与自由发展之间，取得某种平衡，那无疑是最佳状态。

这就说到了读书。想象国人因为闲暇时间增加，或教育普及，自然而然地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那是天大的误解。记得好几年前，政府曾提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口号，民间也有“书香社会”的形象说法。可在我看来，口号依旧只是口号，今日中国，“书香”不是日浓，而是日淡。因此，在“休闲的时代”如何挽救“有效的阅读”，可谓迫在眉睫。

先说学习的必要性。有人十八岁就业，有人三十岁博士毕业才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平均起来，就算是22岁就业吧，60岁退休，工作时间大约38年。此前有16年以上的“职业读书”，此后又有20年的“活到老学到老”，这还不算在职期间隔三差五的“充电”。可以说，现代人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与文化，学习时间比古代人要长很多。不要说古代，想想我“文革”期间下乡插队，村里老人动辄说：“我吃盐多过你吃米，过桥多过你行路。”那个时候，经验很重要，年岁和资历使得老人很有尊严，也很权威。今天则大不一样，老人对外面的世界很隔膜，动辄被儿孙辈训斥——你连这个都不懂！这世界变化太快，要学的东西太多，大家（尤其是年纪大的）都活得很累。

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就是人的寿命在延长。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活蹦乱跳。2014年中国人预期寿命75岁；其中北京人预期寿命81.35岁，上海人预期寿命82.47岁，其他经济发达省份也多接近80岁。一是闲暇时间增多，二是学习的迫切性加强，最理想的，莫过于二者结盟。对于很多忙碌一辈子，习惯于风风火火、指挥若定、发号施令的领导干部，据说退休以后迅速衰老，原因是不知道如何打发闲暇时间。之所以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或者说学习的世纪，不仅是就业前的青灯苦读，在岗时的奋力拼搏，还包括退休后的“享受生活”。

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但如何让“休闲”与“读书”同行，让二者心甘情愿地走到一起，而不是拉郎配，绝对是个有趣的话题。这里不谈富二代，不说啃老族，也不提失业者或工作狂，说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学会劳作，学会休闲，学会将劳作与休闲有机结合，学会将自由自在的阅读作为一种休闲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政府官员谈“休闲”，容易往“文化产业”方向靠；我关心的，则是作为一种休闲方式的“阅读”。最近这些年，每当临近“世界读书日”，就会被邀请做关于读书的讲座。面对此尴尬局面，我既感慨，又惭愧。说惭愧，是因为自己书都没读好，便如此“好为人师”，到处劝学；说感慨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春花秋月，或晨钟暮鼓，何时不宜“读书”，为何需要设立节日特别提醒？可见，“读书”还属稀罕物，尚未成为国人的生活方式。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十年后，参加“2014中国好书颁奖仪式”的录制，被邀请用“一句话”说出读书的意义，以便作为广告语播出，那一刻我突然语塞，赶紧落荒而逃。不是编导的问题，是我自己的心理障碍——正隐约觉得，今日之提倡“读书”，有沦为口号的危险。

可怎么才能让无心、无力、无暇、无兴趣亲近书本的人，真切地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或许，所谓“休闲时代好读书”，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2015年4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刊发于2015年4月23日文汇报“笔会”）

作者：陈平原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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