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令愉先生（照片由严林祥拍摄并提供）

去年三月末的一天，令愉来家里小坐，我们坐在沙发上，正握着茶杯聊天时，他忽然说起自己近年来体检反映的血液指标似乎有一些疑问，已经开始在医院做检查，可能还要去北京咨询几位专家。令愉说话时的语气十分平静，然神色有些凝重。我听了感到非常震惊，但想到他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节制，又有家族的长寿基因，尤其令我羡慕的是他行走时的轻快步履，不应该会有什么健康方面问题的，对他说起自己身体的疑问并没有想得太严重。时值正午，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从师大一村走到校园里的河西食堂去用餐，沿路柳枝拂面，丽娃河水波光粼粼，阳光照在脸上，感觉已微微有点灼人。

校园里的这条路，几十年来，朝朝暮暮，我们不知走过多少回了，何曾会想到，这竟是我俩最后的一次比肩徜徉。入夏后，得知他终为造化小儿所苦，缠绵病榻，几次探望，似有了渐渐恢复的迹象，我遂在微信中向关心他的老同学们报告病况，大家还在满怀希望地为他祈福，万万没想到，入冬后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竟至于不起。

我们的相识，始于整整四十年前。正是春意盎然的时节，得益于时代变革赐予的机缘，一群年龄参差不齐的年青人，冠以七七级之名，从天南地北汇集到丽娃河畔聚贤堂的教室里。因为上大课时经常坐在一起，又同属一个小班，我和令愉渐渐熟悉起来。文科的学习，同学间的讨论，与课堂听讲一样，都是获取新知的重要来源，我很快便感觉到，与令愉交谈，常能使我获取不少真知。初入史林者容易为五光十色的历史事件所惑，往往好奇之心多于理性的思索，以为史学就是对史事的熟知，所学之事便是努力追求历史知识的积累。其实这只是史学修养的一个方面，在浩繁的史事中寻绎社会发展的脉络，对历史思辨能力的培养，更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训练。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他和我谈起了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引用阿克顿的一句话，大意是说通过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史事的比较，过程和结果都不一样，却不难发现二者背后都遵循着某些相似的法则，而史家的工作，便是去关注、探究和解释这些隐匿在现象背后的东西。这些话，对今天历史系的学生来说，或许并不新鲜，但那时候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属于特定范围发行的内部书籍，以我之陋寡，连作者的名字都未曾知晓，遑论其著，因此，听了令愉讲的这段话，给我的感觉可想而知了。四十年前，经历了长期的禁锢后，我们几乎是饥不择食地在图书馆里翻找一切相关的书籍来读，其情景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图书馆的藏书本来也非常有限，就我而言，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先天不足，那便是知识体系的杂乱。而令愉的阅读面显然较我要开阔而有序，不但思维缜密，记忆力也非常惊人，他感兴趣的一些文献史料的原文，多能逐句复述，故谈吐时条理明晰，且不乏个人的见解，不知不觉间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四十年来，我始终以“令愉兄”尊称他，不仅因为他年长于我，更非客气之言，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以兄事之的敬重之情。

▲王令愉先生大学时代留影

几乎每一位与令愉有交往的同学，都会对他待人接物时表现出来的谦谦君子之风留有深刻的印象。令愉身材颀长，衣饰整饬，与人相见时会习惯性地微微躬身以示敬意，谛听别人发言时神情凝注，与人交谈时言语虽不多，然措辞文雅谦逊，有会于心时便抿嘴轻轻一笑。他在待人接物时的谦恭，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人尊敬的自然显露，这使得他的言行举止间，很自然地带有一种清雅之气。后来我们渐渐得知令愉的尊人是系里著名的法国史教授王养冲先生，被学界尊为国内法国史研究和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人，故令愉读大学前就自学法语，我们一起读书时，他已经能直接阅读英、法两种语言的文献了。六七十年代，老先生未得上课教书，而是受命翻译了一些法文著述，令愉因此能读到一些社会上不易见到的书籍，家学渊源在他身上留下了显著的痕迹。后来我读到古人“颀然其长，薰然其和”一类句子的描写，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令愉的颀然长身，他那略带几分夫子气的优雅举止，想到他在家庭文化背景的熏染下形成的彬彬君子的魅力。

毕业后，我们先后留在学校工作，分别住在一村和二村，时常会在校园里不期而遇，相见时便会说上几句话，各自在附小上学的孩子正好在一个班级，又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交流，相交愈益频繁而渐成相知，互相了解的程度也更深了。数十年来与令愉的交往，他待人行事时的热忱恳切，时时事事替别人考虑的细心周密，即便是一些生活中的的细节，无不显示了他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注重。早些年彼此间的交流以电话为主，偶尔会有打电话给他而没人应接，然过不多久必能接到他的来电，因令愉回家有察看记录的习惯，且必定会在第一时间作复。令愉曾多年参加高考试卷命题工作，按照保密条例，在考题公开前他须有一段封闭的生活，惟恐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之间联系不便，他每每在出发前，都会将日程的安排用电话通知我。令愉还有一个习惯，每次通话结束后，没有听到对方挂机声之前，他决不会主动挂断电话。虽然只是些微小的细节，却足见他待人之诚敬。还记得我曾有两次约定了傍晚上他家去，那段时间我因眼疾而视力较弱，令愉恐我有不便，早早在约定时间之前便站在二村的大门外等我了，手上握着一份晚报，且见面先对我解释说正好下来取报纸，顺便出来看看而已，显然是在减释我内心的不安。我们使用微信后，联络大为便利，每有求助，或遇疑难，无不及时回复，甚至还会就我之所问，贴上搜索所得资料发给我。我的手机上至今还留着这些记录，翻看时依旧能感觉到他的热心。

令愉在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任教，方向是法国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如果以儒者一词来比喻以治学和教书为业的学者，我以为令愉完全可以称为“粹然儒者”，因为像他那样奉“为己之学”为治学的目的，现实中已不多见了。为己之学抑或为人之学，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学术理想，而后者则为迎合时尚，追逐功利。大学虽有象牙塔之喻，居于其中，还是能感觉到现实中诸多利益的诱惑，如对教师而言，以论文和著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考核指标，本无可非议，然成果的数量与现实的利益之间呈正相关联系，若出于利益的考虑，必以数量的增加为追求目的，研究的内涵便难免受到影响，甚至还可能蜕变为学术发展的对立之物。令愉的粹然儒者之风在于他看到了这点后，还能具有坚实的定力，在利益面前能保持一种平静的态度。

早些年他送给我一首诗，“平生不谋鸿鹄志，简单自由最美好。从来罔顾高大上，淡泊岂忌门户小”，虽然是带有诙谐之语的戏撰之作，但甘于淡泊生活，崇尚单纯而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跃然纸上。不谋鸿鹄志，决非没有进取之心，而是指不屑追随世俗，做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热闹”而缺少实际内容的事情。

令愉未必不知以我们常说的“短平快”方式能获取学术成果的利益，然能做到以其“不义”而不取。这种有所不为的价值理念，在他协助王养老于耄耋之年撰著《法国大革命史》时，表现尤为突出。作为助手和合作者，文献资料的搜集核对，或文字撰写，令愉都付出了巨量劳动。然撰作的时间周期长，署名又是第二作者，依照通行的计算成果方式，对评定他的学术成果显然是不利的，事实上对令愉来说，他的职称升等确实是属于姗姗来迟的。《法国大革命史》出版后，获得了多种令人瞩目的荣誉，被认为是学界盛事，令愉觉得十分欣慰和满足，则在于他认为他付出的劳动，符合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行事准则。正如他在获奖致辞中所说的，撰著论文的价值在于学术，不是换取名利的筹码，对社会的奉献，才是自己劳动的意义。亦如他所言，作为一名教师，深知体现自己的价值，是要为社会创造价值，超越将治学与利益直接对接的世俗之见。平静的表面之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令愉内心世界的广袤和强大。令愉退休后，曾有海外学术机构提供资金，邀请他去巴黎做短期访问研究，可见他的学术成就，不仅为同道所称，也得到了海外同行的认可。

粹然儒者的学风，还表现为学风上的严肃认真，以及在学术上对完美的追求。令愉为人谦恭，性格温和，然对于不同的学术观念，必会当面表述自己的见解，不行苟且之事，尤其在评定学术成果或学生论文答辩相关的投票方面，他以决不徇私情来违背自己学术良知而为人熟知。作为教师，为了上课的准备工作，令愉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便是讲课中的一些措辞，觉得不够满意的话，也会反复琢磨，甚至还会打电话与人斟酌探讨。因此，他讲课的内容不但严谨丰富，且语言生动，学生评价很高，就连他为哲学系学生开设的通史课，因为持续得到学生的赞誉而成为广受欢迎的课程。我不止一次听说过，在听学生的讲课实习时，除了对课程内容的评价，学生有发音不标准，板书字体不规范的情况，令愉都会在课后悉加指出。经他审阅的研究生论文，往往布满了仔细修改的痕迹，字里行间，或就观点的提出，或为资料的引证，连语言表达的逻辑关系，都会逐一写出自己的意见，就我所见，这是极少的。在初夏的答辩季节，我不止一次遇到他拖着一个装着学生论文和参考书籍的拉杆箱在校园里慢慢行走，又有谁知道他为了审读这些论文耗费的精力？

我以为令愉之所以甘愿为之付出，是因为他像他十分欣赏的德国诗人席勒所说的那样，是在践行一名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和教养，“对于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来说，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人生的舞台上，而在我们满意的教室中”。他对教师责任的理解，不仅是作为一名知识的传播者，而是具备了将教师之职视为至上的责任心。正是为了实现自己“满意的教室”的理想，令愉甘守淡泊，以拙于机巧之心，来追求他崇奉的事业。令愉生前曾和我谈起有一所大学希望聘他为客座教授，经过仔细考虑，他只承诺每年可以安排一个月的上课计划，却谢绝了客座教授的聘请，理由是自己手边还有许多要做的工作，剩余的精力，不足以做一个称职的客座教授。如果不了解令愉的为人，尤其是不理解他看重教师一职所需要的“道德和教养”，并将事业的价值高置于那些与物质利益相关的名位之上的话，恐怕难以理解他的这个决定的。

令愉虽在物质生活上淡然处世，对于世间美好事物则充满热爱。“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是他喜欢吟哦的诗句，也可视作他内中心境的一种写照。

▲王令愉先生在书房

他住在二村，毗邻长风公园，读书写作之余，在园内漫步是他的主要休息方式。令愉在散步的同时，会留意观赏各种树木花卉的特征及生长过程，从中感受自然的魅力，我曾接到过他的电话，兴致勃勃地通知我某种花期即将到来，建议我前去观赏。他对欣赏传统的字画也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常会不辞辛劳地坐车到市里参观一些展览，还曾拉我一起到二玄社的门市部去看展示的高仿画品。我在他客厅墙上见过一幅兰花条屏，为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作者手笔，还有一副展堂先生书写的对联，一幅购自河南安阳旅行途中的行书立轴，非名家之作，因为喜欢便买下了，除了这几种真迹外，其余全都是仿制品。令愉经常在客人面前声明自己属于收集而非收藏，因为他收集的大部分属于画册或画页的普通仿制品，如黄宾虹、齐白石的山水花鸟，如黄庭坚、米芾、文徵明等的大幅法书，分门别类，收藏在柜子里。

十多年前，曾流行过一种将名家字画作品复制在宣纸上的挂历，令愉从中挑选了一些自己喜欢且印刷效果好的作品，加以装裱。挂在客厅的字画是经常更换的，显然欣赏这些作品，已经属于他休息的一种方式。当令愉在展玩和欣赏这些作品时，神情常常会变得有些兴奋，或若有所思，或喃喃自语，令人感觉到他对其中妙不可言的感动的一种体验。令愉虽然并非收藏珍异之家，却无疑是一个真正爱美而且懂得欣赏的行家，是这些作者的知音，发现并陶醉于会心之处，有如古人所云“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的境界，是那些附庸风雅，或者仅以藏品的商业价值作为关注点的藏家无可比拟的。

令愉走了。因为住处相近，我还时常会走过令愉生前在二村的住所。临近金沙江路的那排小楼，晚上依旧还会透出温馨的灯光，想到他如果还在世的话，总有一盏灯是属于他的，我会忍不住朝小楼多看上几眼。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造访他居室的情景，清茶在手，细与论文，他会将购得的好书或字画作品取出来，逐一为我介绍，脸上带着快乐而满足的笑容。走过枣阳路口，恍然又看到他伫候在二村门口的颀长身影。这一切曾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如今却成为永远翻不回去的一页历史，只能是我记忆中的回想了。

令愉逝没，我失去了一位可以时时请益的兄长，一位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我觉得身边忽然现出一片空白，怅然久之。令愉将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法国史的研究上，外人所不多关注的则是他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爱好和修养，并孜孜从中汲取养分。他看重道德的作用，看重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良知，身上有一种时下不太多见的与物质享受不相干的清贵之气。他曾将“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作为自己微信号的题头，这既是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他奉行的生活准则。

令愉辞世之年尚未届七十，就他的学养和精力来说，正是为社会奉献自己学识的黄金时候，却只是留下了满箧文稿而匆匆离去，是最让人痛心的。扼腕叹息的同时，想到他一生的为人，不禁联想起司马迁慨叹伯夷命运时所言，“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写于王令愉先生逝世周年之日

作者：戴扬本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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