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生前有个遗憾，就是没有学会日语，不能用日语直接与日本朋友谈心。其实，巴金很早就开始学习日语，但因种种原因，三起三落，没有学成。

第一次，是在成都，十六七岁。他说：“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对一些新奇的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丏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会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

第二次，三十岁，为了学习日语，自费去日本留学。他说：“1934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是在沈从文家里做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做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 （不然就是 《小川未明童话集》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易）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做客。”（《巴金全集》20卷61页，《关于〈神·鬼·人〉》）

1934年十月六日，《文学社》出面为巴金饯行，鲁迅茅盾也来欢送。那天鲁迅很高兴，说了许多日本风土人情，也说到有些中国留学生因为语言不通而闹的笑话。鲁迅对巴金说，到那边文章也要多写。巴金问他，听说先生要去日本休养，为什么还没去？鲁迅笑道：将来再说吧。谈到有些作家被捕，他们心情很沉重，也很愤怒。

巴金去日本留学时，没用笔名、也没用原名李尧棠，或字芾甘，而用化名黎德瑞，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我改名换姓，也不过是想免去一些麻烦。早就听说日本警察厉害，我也作了一点准备。为什么叫‘德瑞’呢？1934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陆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时，常常听见陆孝曾讲他回天津家中找伍德瑞办什么事。伍德瑞是铁路上的职工。我去日本要换个名字就想到了‘德瑞’，这个名字很普通，我改姓为‘黎’，因为‘黎’和‘李’日本人读起来没有区别，用别的姓，我担心自己没有习惯，听见别人突然一叫，可能忘记答应。我住下来以后，果然一连几天大清早警察就跑来问我：多少岁？或者哥哥叫什么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哥哥叫黎德麟。吉庆的字眼！或者结婚没有？经过几次这样的 ‘考试’，我并没有露出破绽，日本警察也就不常来麻烦了。”（《巴金全集》20卷581页，关于《长生塔》）

那么，巴金所说的“麻烦”，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有两点：一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巴金写了大量谴责、批判、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文章；二是巴金已发表《灭亡》《家》《雾》《雨》《电》等大量作品，在中国文坛如日中天。用笔名巴金去日本留学，必然会引来日本警察、宪兵、特务的骚扰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的注意，既不安全，也无法安心学习日语，所以起个化名，这样就可以免去一些“麻烦”。

巴金到达横滨时，武田夫妇带着儿女，全家打着欢迎“黎德瑞”的小旗来迎接。武田是个老实人，但他信佛，而且很虔诚，每天早晚都要念经，还不时到海边抛撒供物，在家里驱鬼、禁食。巴金对他的迷信很反感，说：“开始写《鬼》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君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巴金全集》20卷614页，关于《神·鬼·人》）

巴金由横滨搬到东京，住在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简称中华青年会），对这里的生活学习环境比较满意。他说：“在东京我住在中华青年会宿舍里面，一个人一间屋，房间不大不小，陈设简单，房里有个两层的大壁橱，此外还有一张铁床，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和两三把椅子。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一间课堂，白天有一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期杜宣、吴天他们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楼下还有食堂，我总是在那里吃客饭。每天三顿饭后我照例去散步。

“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附近有许多西文旧书店，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那一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不过我还是到楼下办公室报了名，听陈文澜讲日语课。我记得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他的讲解还不错，只是我缺少复习的时间，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还不曾学好日语。回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得很。”（《巴金全集》20卷617页）

巴金爱读书，爱买书，住在神田，如鱼得水，但好景不长，1935年四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到东京访问，日本警察开始“大扫除”，拘捕可疑的中国人。

四月六日凌晨，在溥仪到达东京的前一天，警察闯入巴金的住处，查抄书信，并将巴金带到神田警察署审讯。巴金说：“他们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巴金全集》20卷619页）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警察没有发现巴金用的是化名，否则很可能被驱逐出境，押送回国。

这是巴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抄家、抓捕、审讯、关押，极大地伤害了他的人格尊严和民族自尊心，他不想继续留在日本，对日语也失去了兴趣。恰巧这时吴朗西、伍禅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让巴金回去当编辑。巴金本来计划在日本留学一年半，但只住了十个月，就提前回国。

第三次，巴金已年逾古稀，又开始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日语讲座，学习日语，但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著述繁忙而中断。

巴老虽然一直为没学会日语而耿耿于怀，但毕竟下过苦功，而且是童子功，到了晚年，还能用日语全文背诵武者小路实笃的《致幼小者》。阅读能力也很强。1977年八月，井上靖到上海，赠巴老《桃李记》，其中有怀念老舍的文章《壶》。巴金在日记中写道：九月一日，当夜发烧，咳嗽渐剧，十一点半前睡。睡不着，翻了翻井上《桃李记》，看到《壶》，读了一遍，感想甚多。九月二日，到机场送中岛、井上，与井上谈读过《壶》后感想。另外，我给巴老当翻译时，看他的表情，回答问题的速度，就知道他能听懂不少，但说比较困难，主要是不习惯，张不开嘴，所以巴老说，至今“不能用日语直接同日本朋友谈心”。

有一次闲聊，巴老问我用什么日语辞典，我说以前用商务印书馆的《日汉辞典》，现在用我母校大连外院编的《新日汉辞典》。这本辞典词量大，释义精准，新词多。巴老说，词量大、新词多的辞典才好用。又说：大连这个地方懂日文的人多。六十年代访日时，给我们当翻译的刘德有、安淑渠都是大连人……

巴金不仅是伟大的作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懂英文、法文、俄文和世界语，也学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朝文、越南文，有《巴金译文全集》十卷，约三百余万言，但由于年轻时“失去了学习日语的劲头”，在他的译著中，日本文学作品很少，仅在第五卷中收入了石川三四郎的 《春月之死》和 《忆春月》两篇短文，在第七卷中收入了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国境之夜》和《首陀罗人的喷泉》三个剧本，而且不是从日文直接翻译，是从世界语转译的。

年轻的巴金未能如愿在日本完成留学，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日本文学翻译家，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遗憾。

作者：陈喜儒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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