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读到《参差》《太阳花》等所谓“民间刊物”(下简作“民刊”)，颇感兴味。

多年前，为了准备丁玲研究的论文，找几本《丁玲研究》看，费尽周折。后来从学院资料室中，无意间看到该杂志寄丁河生老师的样刊，遂冒昧与当时已退休、完全陌生的丁老师联系，请其出借所藏该刊，始得一偿夙愿。我以后发表的论文，所引用的来自《丁玲研究》的论文，正是由此得来。记得当时丁老师的身体似不大好，那一包刊物，是她的爱人交给我的，说是送给我去看，后来，我们便再也没有见过面。

其后，承蒙王中忱、解志熙两位老师介绍，我也加入了中国丁玲研究会。作为会员，缴纳了会费，提交了论文，照例每期会收到该会的机关刊物　《丁玲研究》。无论其间的宏论札记，还是学术动态，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这是不必赘言的。

这些刊物的民间身份并不影响我和朋友们对它们的重视。譬如去年12月，上海巴金故居出品的《点滴》杂志，就推出过“庆祝陈子善教授七十华诞暨从教四十周年”的专辑，一时成为学林佳话。专辑内收郑绩、陕庆、宫立、张可可、张德强诸同门大作，德强兄甚且有诗形容先生日常生活，其末四句云：“左抱皮皮右挥毫，更有多多卧脚暖。最喜弟弟小无赖，痴观女猫坐窗前。”深惬我心。

专辑中，我也有幸写了一篇题作“陈门立雪小记”的小文，略述数年从学因缘，但与他们诸位的生花妙笔相比，真是自愧弗如。拙文有一段话这样写道——

“私下里和朋友们聊天，我常说，最佩服陈老师的除了他满腹的经纶、典故，还有他那超乎常人的精力、记忆力，以及待任何人都充满真诚、毫无戒备的赤子之心。这后一方面，也正如其素所敬重且认作恩师的钱谷融先生，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先生’的人格之美，感受到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活着的传统的魅力；而前一方面，我认识的师长、亲友们中间，至今仍无一能及之者。我还曾开玩笑说，‘和陈老师一起搭地铁、挤公车，我发现，很少有人给陈老师让座，为什么呢？——因为古稀之年的老师，看起来仍然和中年人一样，目光炯炯，精神抖擞，浑身充满了活力。’这虽然是戏言，但绝非恭维之辞。熟悉陈老师的人都知道，以名声在外之故，他常受邀出席各种社会活动，但每一活动结束，却丝毫不见其倦态，仍笑容满面，神采奕奕，有如初见。”

今年春天和几个外地的读书人见面，一打开话匣子，他们竟然不约而同提到这段话。《点滴》的影响力至此可见一斑。

《参差》《太阳花》等新创的“民刊”，虽然不及《点滴》影响之大，但是作为“毛边党人”，恐怕也没有不知道《参差》大名的；《太阳花》是徐志摩纪念馆的馆刊，关注徐志摩其人其文的朋友，多也听说过。

我读《参差》，读龚明德的《硬面精装书的毛边尝试两例》《我做毛边书“老版本”》等，对制作“毛边本”的工艺，似乎有了一点概念；读韦泱的《将错就错迎〈春〉色》　等文，知道包括巴金的名作《春》在内的新文学作品，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版本需要研究；读沈文冲谈毛边本史话、李树德论姜德明缘何告别“毛边党”、赵龙江说唐弢与昔年同事陆象贤的交谊，均在某一方面很受启发；更不用说陈子善先生的“我收藏的毛边本系列”文章，不仅每篇都有新材料、新见地，而且纯就写法而言，也是那样精警而富有趣味。

这些《参差》的作者，既有学院中人，也不乏学院外其他行业的收藏者与文学爱好者。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趣味，聚到一起，以　《参差》为纽带，激扬文字，交换信息，分享彼此的收藏及心得，这些心得既令人深受教益，也显著地弥补了现行的文学史、文献学、图书馆学等领域专业训练的不足，委实值得重视。至于那些由专门的学术团体主办的所谓“民刊”，就更是如此了。

洪业年轻时，有人曾经给他说过一段话，对他影响很大：“你对经典很熟悉，而反对它很多的地方。可是这不是读书的办法，读任何书都不能用这种方法。书是古人经验的结晶，好的坏的都有；就像有人摆了一桌筵席给你吃，你应该拣爱吃的吃，不好消化的不吃。古书的语言换了几次，所以看的时候要拣好的记着，其余的不要。里面的错误、前后矛盾的地方是难免的。但有些看来似是矛盾的地方，往往以后发现并不矛盾；但你专心去记那些，等于白费脑筋。”(《洪业传》)是的，这是我一直在说的观点：读书就好比吃饭，我们拣自　己喜欢吃的、别人做的好吃的多吃，不就行了，与其横挑鼻子竖挑眼，到处商榷，还不如不读。

现在，学界朋友们聚会，似乎不抱怨一下本科生研究生不读书、学问差，几乎没法举箸酌酒，但有时候，我也不免怀疑，指导他们的老师们，是否真正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最起码，比如说，告诉他们，世界上，除了“度娘”、“知网”，还有些别的东西要读、要找？

2018年4月16日于沪

作者：王贺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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