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文

汪曾祺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同学的散文中说：西南联大的“几个研究生被人称为‘无锡学派’，无锡学派即钱锺书学派，其特点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未尽才———故人偶记》)。“钱锺书研究”已成“显学”，但素无“钱锺书学派”之说。此说是一条重要的现代学术史的史料，可见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影响。当时的钱锺书还是刚刚留学归国直接任职西南联大的年轻教授，并且仅仅工作一年即离职，他的学术著作　《谈艺录》　和小说　《围城》、散文集　《写在人生边上》　等的出版，还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那么这种巨大的学术影响因何而来？　这实在耐人寻味，亦可谓现代学术之“传奇”。此前，类似的“传奇”，仅有20年代陈寅恪应聘清华大学及其巨大的学术声望。

汪曾祺还一再赞同钱锺书的著名的“打通”说。《作家应当是通人》　开头即云：“钱锺书先生说他这些年在中西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比较’，而是‘打通’。我很欣赏‘打通’说。”整个20世纪，文学研究真正能够“打通”中西者，朱光潜、钱锺书之外，还有何人？今日“比较文学”研究，“打通”者几无，不通者众。反倒是文学创作，大家、名家者，鲁迅、知堂以下，大都中西“打通”。汪曾祺当然在“打通”者之列。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立论创作应该“打通”，对钱锺书的“打通”之说，作了独到的发挥：不仅“中西文学的打通”，而且“古典文学和当代创作之间的打通”，乃至“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打通”。此说极是，亦可谓夫子自道。就汪曾祺的创作而言，或许我们应该补上第四个“打通”：小说、散文、诗、戏剧和绘画之间的“打通”？

虽然也可以说两人都是小说家，但艺术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汪曾祺明言“对我影响较深的有契诃夫、阿佐林、伍尔芙和纪德”，“我的小说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影响”(《寻根》)；钱锺书的小说则与英国的奥斯汀、萨克雷诸人的作品近似。然而借用　《管锥编》　论　《老子》　所谓异类相通、相反相成之说来看，他们的小说，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小说中的“发议论”的问题。

汪曾祺反对在小说中“发议论”，强调“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小说笔谈》)。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围城》　的特殊之处，就是随处可见的“发议论”!　不仅叙述者大发“麻将当然算是国技”、“老科学家”与“老”的“科学”之类的议论，而且人物也爱“发议论”，诸如“局部的真理”、“熟食铺子”等等，最著名的关于婚姻是“金丝鸟笼”还是“围城”。

不过汪曾祺还说：“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在小说里发议论，但议论必须很富于机智。带有讽刺性的小说常有议论，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说短》)《围城》　不就是讽刺小说吗？　《围城》中的议论正是以“机智”著名!　诗人、散文家余光中说：“小说家钱锺书往往不甘隐身幕后，忍不住会从旁指指点点，像是说书人。说书人太有个性，太有趣了，就算他借题发挥，暂时把故事搁在一边，我们也乐得姑妄听之，因为太好听了”；“《围城》　最好看的部分是每章的起头跟其后穿插呼应的夹叙夹议。其议并非正规的说理，而是富于理趣甚至情趣的”(《新儒林外史———悦读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此说可笺疏汪曾祺所谓的“机智”。余光中还说：《围城》　中的议论，“短一点的一闪而逝，有如妙想联翩旋生旋灭的水泡，钱氏一向惯于挥霍。长的因字生字，因句生句，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乃是学富才高的自然产品，往往就成了可以独立观赏的小品文”。此乃“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谓也欤？

汪曾祺十分重视语言。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思想和语言》)　在　《“揉面”———谈语言》　一文中，他说：“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中国古典诗论，自黄庭坚论杜诗有“无一字无来历”之说以后，出处、来历就成了主要命题。但是，论小说的语言而有“来历”之说，汪曾祺似第一人，首倡。《围城》　中的议论，旁征博引，充满典故，语言也常常是有来历、出处的，这是引入注意的特征；《槐聚诗存》　中的作品，语言的出处、来历是重要艺术特征；而　《谈艺录》　开篇总论“诗分唐宋”之后的第二则即为“黄山谷诗补注”，是此著的几十则笔记中的篇幅最长的一则，这不仅是钱锺书重视黄诗，也表明了钱锺书对黄诗的出处、来历这一艺术特征的重视。钱锺书的诗，受宋诗尤其黄庭坚诗的影响，是很大的。然而他在　《宋诗选注》　中，却不得不严厉批评黄庭坚诗和江西诗派的注重出处、来历，称为“形式主义”。尽管我们知道，他的这种批评，固然是因为迫于时势，但还是巧妙的修辞技巧，皮里阳秋，否定的只是讲究出处、来历的弊端，而并未完全否定这一艺术技巧本身，并且主要是拿江西诗派的末流开刀，相反却对黄庭坚以及苏轼、王安石等人的佳作，不惜篇幅，特意指出某一句、某一联的出处、来历：黄庭坚　《病起荆江亭即事》　之一末句“时有归牛浮鼻过”是有来历的，并且是“点铁成金”；《书湖阴先生壁》　最后两句“是王安石的修辞技巧的有名的例子”，“这是个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汪曾祺论“来历”时还说：“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前一句近乎“若胸臆语也”之意，后一句强调“积学有素”，是和黄庭坚的思想一致的。

关于汪曾祺与钱锺书，可说的还有几点，比如“老妪都解”、黄庭坚书法等等，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