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7年创立以来，商务印书馆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百余年的文化传播事业中，商务印书馆与法国作者紧密相连。1904年，严复翻译的孟德斯鸠的政治学名著《法意》，初版即由商务铅印发行。可以说，商务初期出版法国作者的作品是以这位中国近代翻译大家的译作为开端的。其后，商务翻译出版了更多法国著作，对中法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即便是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抗战时期(1937·7-1945·8)，商务仍然出版了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数十种外国文学翻译图书。

抗战时期商务外国文学翻译图书的发行，主要分布在上海、长沙、重庆三地。长沙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主要集中在1941年11月之前。其后，商务出版发行的重心在重庆。

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图书出版八十多种，上海与重庆各出版发行22种，长沙发行了40种。

八十多种外国文学翻译图书，涉及约二十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翻译最多的是法国文学，其次是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

抗战时期，英、美、法与中国有战时同盟关系，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翻译形成了以欧美文学作品为主的局面。文学翻译的焦点由东(五四时期至抗战前，日本文学的译介与通过日语的第二次西方文学译介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中心)向西的转移，除了因为抗日的民族情感之外，还因为中国文学界迫于战火而转移文学视线，借以扩大文学视野。

在20世纪初，国人主要出于对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等方面考虑，首先认同和翻译各弱小民族的文学。抗战时期，中国文坛意识到了欧美文学的另一面——不仅仅与阶级压迫、民族尊卑相联系，而且通过文字生动体现出来的欧洲国家人们的心灵世界。这得益于文学翻译者和出版机构空前开阔的文学胸怀。

查阅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目录(1897——1949)》等资料可知：抗战时期，商务出版了法国文学18种。主要包括——

小说：《法兰西短篇小说集》《约翰·克利斯朵夫》《茶花女遗事》《乡下医生》《情人的悲哀》《从妹贝德》《天外集》《死亡的意义》等；剧本：《中国孤儿》《红袍》《七月十四日》等；报告文学：《法国崩溃的内幕》；理论研究：《法国文学的故事》《法国文学》；儿童文学：《无家儿》。

报告文学《法国崩溃的内幕》(莫洛华著，赵自强译)，纪实性地报道了德国法西斯对法国的侵略。类似的境遇，让不少中国读者找到了共鸣。

由王寿昌口译、林纾笔录整理的《茶花女遗事》的出版，是出版界和读书界的一件大事。1923年，《茶花女遗事》在“商务”发行最初版本——晓斋主人(王寿昌)、冷红生(林纾)的译本，1938年已是第五版，1939年又作为经典收编在“万有文库”中。

林译小说“自成一体”。茶花女依旧是小仲马写的茶花女，但女主人公言行举止，中西合宜，内心的伤痛却全然是中国式的，带着隐忍，读来让人动情。本书文字典雅，有评价说：如果想知道中国文人气质如何“充乎其内而溢乎其外，而其不自知也”，那么就去读林译小说。

剧本《中国孤儿》的译介过程不同寻常。《中国孤儿》1942年在重庆初版，相隔只有三个月，却接连两次发行；1945年3月又发行了第三版。

18世纪，元代著名的悲剧《赵氏孤儿》，在法国出版，这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曲。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在读过《赵氏孤儿》剧本后，深为汉族儒家的道德力量所感动，萌生编写《中国孤儿》的念头。《中国孤儿》表现道义战胜暴力、智慧支配蛮勇的主题。1755年8月20日，首次在巴黎的法兰西歌剧院公演，获得成功。

有趣的是，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编写了《中国孤儿》，其后，《中国孤儿》又由法语译成汉语(张若谷译)——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为“循环式圆形影响”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表明中国文学与法国文学曾经有过的互动。

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自称，他的作品“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约翰·克利斯朵夫>献辞》)。

罗曼·罗兰的《七月十四日》是纪念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剧。剧中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追求人民共和国理想的热情，是中国人民所向往的。1934年“商务”初次发行时，将它归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后收入“万有文库”。该书在重庆再次发行，说明出版机构看到了读者大众对火热的反抗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期待。这正如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为了在与异民族进行心灵沟通的基础上，唤起民族主体精神的新生一样。

《约翰·克利斯朵夫》写的是关于音乐家灵魂的故事。约翰·克利斯朵夫从每一次的经历中吸取音乐的灵感，从无数的欢乐和痛苦中痛饮音乐的美酒，逐渐将自己的生命化为一部宏伟的交响乐。

罗曼·罗兰是给傅雷带来深刻影响的作家。傅雷在游学期间，先后到过瑞士、比利时、意大利，但“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留法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傅雷读到了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傅雷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译者献辞》中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在看不到社会前途的遁词下，逃避着个人的战斗责任。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深受当时知识分子欢迎，它唤醒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人”的尊严，唤起他们的斗争精神和斗争热情。

罗曼·罗兰也是著名学者王元化喜爱的作家。《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王元化反复阅读的书。王元化去世之前的那一年，还在请人读这本书。他还写过读书心得。

1941年，王元化躲在阴暗的小楼里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后来在《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道：“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我跟随克利斯朵夫去经历壮阔的战斗，同他一起去翻越崎岖的、艰苦的人生的山脉，我把他当做像普洛米修士从天上窃取了善良的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一样的神明。”“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很多。读了这本书的人就永远不能把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从心里抹去。当你在真诚和虚伪之间动摇的时候，当你对人生对艺术的信仰的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当你四面碰壁心灰意懒预备向世俗的谎言妥协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克利斯朵夫，他的影子在你的心里也就显得更光辉、更清楚、更生动……”。